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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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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序

    龚鹏程历史小说的身世，颇为曲折，要从古代谈起。

    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史述，是一种史籍。小说家可能就是采集民间琐闻杂话的史官，故《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出于稗官野史、巷议街谈。而《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搜神记》、《续齐谐记》等小说也被纳入史部起居注或杂传类之中。

    到了唐宋间，说书人讲说故事，逐渐便改变了小说的涵义。据《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当时说话人可以分成几类，当时称为“家数”。其中之分类各书记载有些差异，但大体有四大家数：讲史、小说、说经、说诨话。说诨话，是讲笑话、逗趣，可能近于相声、滑稽、插科打诨之类。说经，是讲佛经。讲史与小说，则是古代小说的分化。仍以描述历史事迹、勾勒历史大势、演说历史人物之行动及典型者，称为讲史。而那些仅借用某些历史场景，或以历史故事原材料，来讲述人物发迹变泰，悲欢离合者，则称为小说。

    所以《梦粱录》说：“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它可能写古代事，也可能讲当代。若写古代，则虽借用历史场景，但它本身自成传奇，目的并不在述史。因此它并不以增进读者之历史知识、复现历史现场、探讨历史演变规律为宗旨，其虚构性也因此而较强。《梦粱录》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捏合”，就是说它具高度虚构之性质。

    经过这样分化之后，讲史与小说分途，各领风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如《三国演义》、《武王伐纣平话》、《东周列国志》之类杰出的历史演义。此类稗官野史，本出于巷议街谈；其流传，也深布于民间，中国人，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可是，讲史也者，便一朝一代，一路讲说弹唱下来。因此，若问我们社会上到底认知了什么历史，正史二十五史或《资治通鉴》一类史籍的影响，其实远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义等讲史系统。

    可是，讲史的势力，毕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反弹。稗官野史，原本就相对于正史官史而说。文人学士，也非田夫野老，夙不以巷议街谈为然。故清朝考证学大兴以后，鄙薄讲史，以史籍史事真伪之考订为职志，竟蔚为风气，像章学诚《文史通义》就说：著作之体，要就实，要就虚。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既不像正史那样符合“史实”，又不像小说那般全凭虚构，反而造成了读者的混淆。于是，讲史的地位，不仅及不上正史，也不如小说了。

    这是讲史之命运的挫折。可是，它的噩梦并未停止。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小说观进入中土，论者持此以衡，遂越来越对讲史看不顺眼。

    现代小说观，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小说既是作者之创造物，其人物、情节自必为虚构的。因此，会觉得讲史缺乏创造性，一切人、事、地、物均受限于史实，缺乏作者发挥想像力的空间。而一部缺乏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东西，还能是好作品吗？但若作者在讲述史事之中，添加了太多想像，甚或改动了历史结局，扭转了史迹之因果关系，其虚构性又不能令人忍受。非特不会被称赞，反而会被指责，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处在如此左右不讨好的情况下，讲史的命运，可谓蹇困极了。

    这也就是民国以来，缺少历史小说作家的缘故。

    现代小说家也不擅长写讲史或历史小说。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形式上，讲史、历史演义，都被视为旧文体，不再被小说家采用。内容上，现代文学又有去历史化的倾向，不再关怀历史。因此，现代小说家既乏历史知识，又无兴趣处理历史题材。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毕竟，其关怀业已不同了。

    现代文学两大阵营，一是现代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旨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现实主义则以反映社会为目标，它们的关怀所在，都不在历史而在现代。即或采用历史题材，如鲁迅之写《故事新编》，或后来的姚雪垠写《李自成》之类，目的也不在讲史，而在自抒怀抱，改造时代。

    可是，人类对历史的情怀，仍是不可磨灭的。现代社会中，讲史仍以巷议街谈、稗官野史的形态在继续发展。刘绍唐先生主持《传统文学》月刊，自号“野史馆馆长”。其所谓传纪文学，实即古之所谓讲史也。

    但传记文学发展至今，在笔记、考证、述传等方面，固然足以绍续古人；然而衍古事以敷说，足以为古代《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一类作品之嗣响者，实不多见。

    高阳、南宫搏这几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这儿。

    我们现在若把“小说”这个词的涵义放大些看，把古代“小说”与“讲史”两类都纳入现代的小说这个名义下，则现代小说是小说这一条脉络的发展，历史小说就是讲史的延伸。而前面说过，五四运动以后，现代小说蔚为大宗，而历史小说则较寂寥。高阳、南宫搏几位，自张一军，力撑半壁江山，读者群之广，一点也不逊于现代小说，确实可称为豪杰之士，难能而可贵。

    南宫搏，本名马彬，浙江余姚人。从事历史小说之写作，比高阳还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即出版过《圆圆曲》、《风波亭》、《桃花扇》等书，其后陆续写出《武则天》、《杨贵妃》等数十部。他与高阳一样，都长期在报业供职，也能写现代小说，但生面别开，为文坛所重者，终究还是历史小说这一方面。

    在这方面，南宫搏衍讲史之绪，既用小说形式，也仍保留了传统稗史的型态，有《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历代名人轶事》等书。小说则除了少数写奇男子，如《吕纯阳》、《鲁智深》、《韩信》、《李后主》，写大时代，如《大汉春秋》、《玄武门》之外，比较集中写历史上的女人。

    先后曾写过的女人，包括嫦娥、妲己、西施、蔡文姬、江东二乔、刘兰芝、甄妃、祝英台、乐昌公主、虢国夫人、杨贵妃、武则天、鱼玄机、李香君、潘金莲等，甚至还有一本《妈祖》。

    高阳生前，我曾问过他对南宫搏小说的看法，他未正面回答我，只说南宫搏对《唐史》等是很熟的。我明白他如此说，是“不相菲薄不相师”之意。历史小说作家原本就很少，故没有文人相轻的本钱。称许南宫搏史事精熟，则是肯定他作为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资格。可是高阳与他，写作历史小说的心态、目的及写法，互不相同，是以高阳不愿正面讨论评骘南宫。

    事实上，南宫搏虽然著作在六十种以上，读者遍及整个华人世界，却并无正式研究文章讨论过他，比高阳更不受现代文学界正视。高阳物伤其类，不愿矜伐，不随口批评同道，实在是他的好德行。但若从吾人读者的角度看，拿他们两位做个比较，其实正是必要的。

    因为，高阳与南宫搏，乃是台湾历史小说写作之两型。

    高阳的历史小说，早期着重于讲说传奇，例如写李娃、风尘三侠、杨乃武与小白菜、李师师周邦彦等。后来则历史意识越来越强，一方面结合他的史事考证，以考得者推拟模构，类似重建历史现场，如写李商隐、董小宛、曹雪芹、龚自珍等都是。对“历史疑案”，深感兴趣，小说和考证交互为用。另一方面，则企图找寻历史变迁的因素，以“通古今之变”。他反复提到朝廷和士人的关系，认为士人政治是否健全，乃国家是否康顺的主因，故其小说，着墨于宫朝政局及士大夫生活者甚多。所以说，他的小说，是充满历史意识，着眼于历史整体的。因此他的写法，也就较少单一主线、单一主角，常会以“跑野马”的方式，勾勒社会整体，对历史场景中的典章制度，名物风俗，人际网络，非常注意。

    相较于高阳，南宫搏所关怀的，是个体化的历史。

    从题材上看，南宫搏写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为什么专挑女人，写些风流韵事呢？是作者意存佻挞、性好风流吗？不然。女人的身世，跟宫朝政局时代社会、人际网络，基本上无甚关系。这些女人，是因与君王等特殊男人有关了，才间接与这个社会和历史有关的。关联起来以后，她们可能被指责为祸国之妖姬，可能成为时代沧桑的见证。但就她本身来说，她的生命、喜怒、情爱、遭际，其实自成脉络、自成风景。南宫搏所要描绘的，就是这一段风景，因此，他不但关切历史中的个人，还希望能检索大的社会历史之外的个人史。

    他有时也写对历史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人物，如韩信、光武帝、唐太宗。但重点并不在刻画那个时代，说明这些伟大人物如何开创了大时代，如何成就其事功。反而去讲诸如光武帝为何一直为了阴丽华而与严光在心底上较劲；李世民如何算计着要发动玄武门事变，而结交齐王元吉妃及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妹妹常婉之类的事。他写太平天国，主线也不放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而放在洪宣娇。

    南宫搏本人甚少论及他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我仅见的一篇，是《从紫凤楼到韩信：兼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书》。据他说，他的历史小说写法，直接受德国作家勃勒诺・佛兰克（bruno frank）的影响，喜欢以一个人为主线，而以其时代背景陪衬这一个人物，让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反映出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他惯于把历史个体化，去描绘个体化的历史。历史或时代，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

    要这样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象。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也不忌讳，乐于质疑正史、怀疑其合理性，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

    高阳则相反，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故小说虽非史述，意亦不在证史，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因此，两人的不同，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有此两大典型，足堪珍视。

    唯高阳故世之后，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尚不寂寞，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如今思之，殊不免于缅叹。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如今麦田出版社访得南宫搏旧作数种，校订重刊，令人欣喜钦敬不已。历史小说的命运，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焕发出新的风采，也未可知。龚鹏程先生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

    ・荣获中山学术文艺奖、中兴文艺奖章文艺理论奖和“行政院”杰出研究奖。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南华管理学院校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

    ・现任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校长。

    作者序

    “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共同题材，有一千两百年之久了。我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在二十多年间，计有五次，当然有不同的接触面与不同的形式。而这本书则是全面的，写“杨贵妃”的一生。

    为了印书，我以一星期的时间整理和校对，自己细心地看了一次，我愿意说：这是我自认写得很好的一本书。不辞狂妄之嫌，我又愿意说：这是一千两百年以来，以“杨贵妃”为文学创作的共题以来，一本最完整和恰当的书。

    这本书使我敢于自傲――在我从事创作的生命中，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傲”一词。

    在写作的风格上，《杨贵妃》也有了若干变化，以一个人为中心反映一个时代的方法依旧（这是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和中国的“演义”完全不同调）；但在取材方面变了，我想称《杨贵妃》为“历史的小说”而不仅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大致可以不照顾人物故事的时间、地位以及故实的正确性，“小说”不同于“历史”，在于它能移动若干人事而配合，亦不必理会典章制度上的细节。而在《杨贵妃》一书中，我尽量地考据事实，人与事，努力求其真实，于尽可能求真中再以小说的技术来组织和配合。《杨贵妃》主要人事发展，大致上与当时时事相吻合，正确处超过了现存的正式史书。写作小说，原无如此的必要，而我所以如此做，希望开创历史小说的另一条路。这条路是否适宜、正确，则不是我自己所能许定的。我尝试着，以欧洲历史小说风格而归淳于中国情调，在《杨贵妃》这本书中，我自以为做到了。

    现代化的中国历史小说，由我具体地开创，在日本和英国，卖书宣导品称我为“第一人”，这“第一人”如撇开作最好的解释而指为开路，我当之无愧，二十多年前，我尝试着以欧洲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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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小说风格有系统地写长篇中国历史小说，当时影响我最深，使我从事摹拟的人，第一个是德国的历史小说作家勃鲁诺·法兰克（bruno frank），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风靡一时，开创德国文坛写作历史小说的热潮。其次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米契生夫人（mrs. naaret mit）和十九世纪末名气很大的英国历史小说家韦曼（stanley john weyman），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享名的格兰扶斯（rraves）等人。我曾经尝试着以法兰克的风格作为基础汲取早期的韦曼、近期的（三十和四十年代）格兰扶斯，再加上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eace thackeray）的手法，用来写我的历史小说，二十多年来，我有过失败的作品，也有过自己满意的作品，以《杨贵妃》一书而论，我大致能超越韦曼和脱出了法兰克的藩篱，不再是摹拟而有了我自己的以及中国的。

    我自行推荐《杨贵妃》这本书。

    《杨贵妃》是先在报纸连载的，连载之前，我作有两篇“前记”：一、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这是论事和考据性的，在写作时很用了一番工夫，如今作为“附录”。

    其次，在报纸上发表时有“第九卷”，那是传奇，于第九卷之前即已说明，现在作为“外传”。“杨贵妃”故事似乎应该在马嵬驿结束的。“外传”的故事不忍弃之原因是：我曾为此“传奇”而在日本像傻瓜那样从事搜访——搜访并无实际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