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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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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惨世界

    序

    流亡在大西洋上的盖纳西岛，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八时半，维克多・雨果，法兰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这是一轴辉煌的画卷。画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经历的一七九三年大革命高ch的年代，卷末直延伸到马吕斯所参加的一八三二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这里，整整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恐怖的坟场，郊区寒怆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龙，资产阶级的家庭，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惨厉绝伦的滑铁卢战场，战火纷飞的街垒，藏污纳垢的下水道……这一漫长浩大的画轴中每一个场景，无不栩栩如生，其细部也真切入微，而画幅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突出，色彩是那么浓重瑰丽，气势是那么磅礴浩大，堪称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小说中的画面描绘，远远超出了表现历史背景与叙述人物故事经历的需要，雨果有意识要为后世留下史笔，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纪两大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与一八三二年巴黎起义，就是极为辉煌的两例。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说里写出“本世纪”的历史之流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巨变，并且在全部历史景象与过程的中心，安置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即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在他看来，大革命后的半个世纪的不同阶段，下层人民的处境同样都悲惨艰难，并无变化，他以冉阿让、芳汀与珂赛特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小说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因此，可以说，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

    这是一部雄浑的史诗，是一个人的史诗，但又不限于个人的意义。主人公冉阿让的经历具有明显的奥德修斯式的传奇性，他一生的道路是那么坎坷，他所遇到的厄运与磨难是那么严峻良知良能孟子用语。良知，先天具有的道德善性和认识，他的生活中充满了那么多惊险，所有这一切都不下于古代史诗《奥德修记》中主人公的历险。与奥德修斯的史诗不同的是，冉阿让的史诗主要是以他向资产阶级社会强加在他头上的迫害、向不断威胁他的资产阶级法律作斗争为内容的。正因为冉阿让要对付的是庞大的压在头上的社会机器与编织得非常严密的法律之网，雨果要使这个人物的斗争史诗能够进行下去，就必须赋予他以惊人的刚毅、非凡的体力、罕见的勇敢机智。冉阿让得到了所有这一切，他近乎神奇的本领使他一次又一次战胜了对他的迫害。不仅如此，他还被作者赋予现代文明社会的活动能力，他从事工业，有所发明创造，一度成为了一个治理有方、改变了一个小城整个面貌的行政长官。雨果笔下的这个人物几乎具有了各种非凡的活力，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性的主人公。

    这个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更重要是表现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历程也象史诗一样可歌可泣。他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进行报复，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却又导致一种更深刻的觉悟，成为他精神发展的起点，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正象他在传奇般的经历中要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险阻一样，他在精神历程中也要绕过、战胜种种为我的利己主义的暗礁，才能达到他那种不平凡的精神高度，才能有他那种种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义举，而且，这种暗礁往往比现实生活中的险阻更难于超越，需要有更大的勇气与坚毅。

    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这是一种浩博精神的结晶，人道主义精神的结晶。

    雨果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是什么思想促使他去写这样一部讲述下层人民苦难的巨著、用小说全部的形象力量来提出劳苦人民的悲怆命运问题？这就是人道主义的思想。

    一八○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贫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就被判处了五年劳役，出狱后又在就业中屡遭拒绝。这件事引起了雨果的同情，使他产生了写《悲惨世界》的意图。他把这个事件作为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蓝本，并让冉阿让终生遭到法律的迫害，以此构成小说的主要线索与内容，此外，他又以芳汀、珂赛特、商马第等其他社会下层人物的不幸与苦难作为补充，在小说里倾注了他真诚的人道主义同情。他这种同情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它是那么渗透弥漫在整个悲惨世界里，似乎包容了一切，不能不使人有一种浩博之感。

    这种人道主义同情还推动雨果进行尖锐的社会批判。他把下层人民的苦难，明确归之于“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他整部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这种压迫如何“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在《悲惨世界》里，与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时并存、水乳茭融的是，作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抗议。在这里，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是他同情劳动人民的出发点，也是他进行社会批判的一种尺度。

    不仅如此，雨果还把人道主义的感化力量视为改造人性与社会的手段，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与后来的冉阿让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说中一个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形象，冉阿让后来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们身上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人道主义爱心，而且他们这种爱，还能感化凶残的匪帮，甚至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在悲惨世界里创建了滨海蒙特勒伊这样一块穷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于是，人道主义的仁爱在小说里就成为了一种千灵万验、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这种近乎童话的描写，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种局限。

    这是高昂的民主主义激情的体现。谁都会注意到小说中对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运动与起义斗争的出色描写与热情歌颂。在整个西方文学中，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作品象《悲惨世界》这样，对一次革命起义作过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规模宏大，如此热情奔放的描述，其画面都是以壮丽的色彩、细致的笔法绘制出来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着人民》那种辉煌的风格。作品的这一举足轻重的部分，无疑给《悲惨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基调，其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观点，事实上也突破了人道主义的框架，弥补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义激情，还鲜明地表现为对起义民众、革命人民的热情礼赞。在他的笔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遍体创伤、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体与象征：人民的象征。正是这一个伟大的群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推动着法国社会向前发展。雨果特别在这一伟大的整体中，突出了安灼拉、马白夫与伽弗洛什这三个英雄人物。安灼拉是坚强的共和主义者，街垒起义的组织者领导人，雨果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革命家圣鞠斯特为蓝本塑造了这个人物，用饱满的笔墨使他成为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难得的革命领袖的正面形象。马白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起义的基本群众，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革命红旗这一悲壮的场面，雨果是以庄严的颂歌的笔调写出来的，并对此发出了热情的礼赞。伽弗洛什，这个巴黎流浪儿童的典型，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之一，他身上凝聚着法国人民那种开朗乐天、轻松幽默的性格，还保持了儿童的天真与纯洁，他善良、慷慨，酷爱自由，在起义斗争中勇敢机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仍唱着幽默顽皮的歌曲。这三个人物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征，他塑造出他们的高大身躯，正是出于歌颂人民这一伟大群体的热情。

    这就是《悲惨世界》的四种素质、四个方面。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的整体可与之比美。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中一块不朽的胜地。

    柳　鸣　九

    作者序

    如果由法律、习俗构成的社会迫害依然存在，在文明高峰期里，人为地变人间为地狱，并让人类天赋幸福蒙受无妄之灾；如果本世纪的三大难题――使男人昏庸的贫穷，使妇女堕落的饥饿，使儿童孱弱的黑暗――尚未解决；如果社会毒害在一些地方仍会发生，换言之，同时也是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如果仍有蒙昧、贫苦存在于这个世界，则与本书性质相同的著述，都不会是没有益处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尔别居

    悲惨世界

    第一部芳汀第一卷一个正直者

    一 米里哀先生

    一八一五年，迪涅1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六年起，开始担任迪涅区主教之职。

    虽然这些小事同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的主题无关，但为了全面精确起见，在此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所传播的有关他的一些风言风语也并非多余。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是真是假，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自己所作的事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一个参议的儿子，就是所谓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2此职，很早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相当普遍的习惯，在他十八岁或二十岁，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据说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议论。他品貌不俗，虽然身材颇小，但是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隽逸；他一生的最初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3爆发了，事变交替，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驱逐、迫捕而东奔西散了。当革命刚开始时，米里哀先生便逃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子因害肺病，早已死了。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败落，对于一般流亡者可能因远道传闻和恐怖的夸大而显得更加可怕的一七九三 年1的种种悲剧，是否使他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沉和孤独的感受呢？一个人在生活中或财产上蒙受劫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上，却能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他，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谁说过，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已经成了教士。

    一八○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尼奥的本堂神甫。这时他已经老了，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临近加冕2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太清楚的小事，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的信众们向上面作了陈述、请求，曾夹在一群显贵中去见过红衣主教费什。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3，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候见，皇上也恰巧走过。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瞧着我的那人是谁？”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看着一个汉子，我看着一个天子。彼此都不亏欠。”

    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不久以1迪涅（digne）在法国南部，为下阿尔卑斯省的省会名称。

    2那时法院的官职是可以买的，并可传给子孙后代。

    3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1一七九三年是革命达到高ch的那年。

    2拿破仑于一八○四年三月十八日称帝，十二月二日加冕。

    3指费什。

    后，米里哀先生非常荣幸地得到被任为迪涅主教的消息。此外，人们对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所传说的轶事，哪些是真实的？谁也不知道。很少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任何人初到一个嘴杂、欠缺头脑的小城里总有够他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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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里哀先生也不例外。即便他是主教，也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得受。总之，与他有关的议论，也许只是一些闲谈而已，内容不外是些传闻，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照南方人那种强烈的话来说，只是“胡扯”而已。

    不管怎样，他在迪涅担任教职九年以后，当初成为那些小地方人谈话题材的闲话，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没有谁再敢提到，甚至没有谁再敢想起那些闲话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伴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妹巴狄斯丁姑娘。

    他们的佣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的女仆，名叫马格洛大娘，现在，她在做了“司锋先生的女仆”后，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是个身材瘦长、面貌清癯、性情温厚的人儿，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理想，因为一个妇人如果要达到“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期，她的一生只是一 连串圣洁的工作，这就使她的身体呈现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时，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消瘦到她半老时，转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象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处女当之也有所逊色。她的身躯，好象是阴影做成的，几乎没有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只是些许透着微光的物质，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天女。

    马格洛大娘是个矮老、白胖、臃肿、忙碌不定、终日气喘吁吁的妇人，一是因为她做事勤劳，二是因为她有气喘玻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依照将主教列在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所规定的仪节，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访，而他，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初访。安排完毕，全城静候主教执行使命。

    二 改称卞福汝主教的米里哀先生

    迪涅的主教院紧挨着医院。主教院是座广阔壮丽、石料建成的大厦，是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院院长，一七一二年的迪涅主教亨利·彼惹在前世纪初兴建的。那确是一座华贵的宅院。其中一切都豪华气派，主教的私宅，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穹窿的回廓，树木苍翠的园子。楼下朝花园的一面，有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的长厅，一 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公宴过这些要人：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院院长菲力浦·德·旺多姆；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德·白东·德·格利翁；格朗代夫贵人——主教凯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经堂神甫——御前普通宣道士——塞内士贵人——主教让·沙阿兰。

    这七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画像一直装点着那间长厅，“一七一四年七 月二十九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用金字刻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