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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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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生长

    冯唐

    讲了一个如何长大的故事，只供回顾。

    从头到尾，文中一切纯属虚构，请毋对号。

    心智未健全，难容异端者，敬请止步。

    献给老妈，她可能不知道有些孩子这样长大。

    《万物生长》再版序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ch，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二零零零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弛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机机”。好事的勉强同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象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恬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第一章：洗车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

    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什么，聊聊，后来就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上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遛哒到另一家。入夜，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象本地人士，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曝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其实，酒吧区变红灯区，就象警察变成地痞一样容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外人看他们的角度问题。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聚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货。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有潜质。妈妈回忆，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shsh的亲，是个yi胚。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但是那个yi胚没有发育成yi贼，留在脑子里象一个畸胎瘤，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巨，难以消化。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个荡fu，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yi胚。我搜罗了《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和尚》、印度的《爱经》、亨利・米勒的两个《回归线》、英文原文的《我的隐秘生活》、《fanny hill》、《尤利西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新近几期的《阁楼》，我老婆英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密戏图和磁质的密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尿道和yi户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和我的假帐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的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让我相信所有关于刘胡兰的传闻都确有其事。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仿佛铡刀的一半已经压进她的脖颈。至今为止，我还只能用一种最符合传统基督教义的姿势，我老婆说我不能象对待鸡那样做她，要举案齐眉，不能忘记了礼数。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没咸没淡地说，她最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xing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yi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乱仑的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象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象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它的天眼分辨得出那些是鸡，那些是鸭，那些是鹅，那些是同性恋，那些是吸毒者，那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生。吸毒的比较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眼影、唇膏想模拟这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象。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来，从血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象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粘稠而透明，我象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没有感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消磨，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

    偶尔有鸡来和我搭讪，我穿意大利名牌的衬衫，那种牌子在永安里的秀水服装市场还没有盗版。这块的鸡大多见过洋枪洋炮，品味不俗。有的鸡很直率，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走过来，随手拽一把凳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奇怪的是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在桌子地下，渗过轻薄的丝袜，我感觉到她身体的热度，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可是我已经过了会脸红的年纪。她的粉涂得不好，暗淡的灯光下颈部和胸口不是一个颜色，想起上大学时用绘图软件玩的闹剧，把男教授的脑袋扫描后安到不知名的女裸体上，除了颈部和胸口隐隐一条界线，其它浑如天成。有趣的是，那个无聊至极的脑袋配上优美的身体后，平添一种诡异的生动，怒态变得有如娇嗔，呆板变得迷离。她吸一口烟，从鼻孔里喷出，然后透过烟雾冲我一笑，说道：“你要是阳痿，我可以陪你聊天，我参加成人高考，学过心理学。”我翘起兰花指，很妩媚地一笑，说道：“我们是同行，你丫滚蛋。”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都是苦命人。偶尔打打招呼，一起喝一杯，各付各的帐。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不谈公司的进存销，我们讨论女人胸部的真假。如果认定是假的，再讨论是做的手术还是使用了魔术胸罩。无论是手术技术还是胸罩的工艺，都是一天比一天强，我们的争执越来越多。有时候争得凶了，各持己见，如果争论的对象是鸡，就打赌。把姑娘叫过来，请她喝杯酒，让她当裁判，输的人付酒帐，有趣的是，这种情况下，姑娘们都真诚坦白，绝不作假。极少见的情况下，我们也搞错。有些人表面风骚内心娴静，虽然有鸡态，但是绝对是本分人，教初中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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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什么的，或是在某个著名的百货公司卖床上用品，不过偶尔被上司骚扰一下。我们也会请她喝杯酒，然后建议她入行，听从心灵的召唤，走一条别人不常走的路。兴致更高的时候，会帮她设计，教训她不规矩的老板。比如她一拉帘子，就表示有情况，象过去革命电影里通知地下党战友似的，埋伏多时的我们就冲上楼去，抓奸抓双。得来的银两全归她，买些更漂亮的衣服，招徕更多的骚扰，我们再抓更多的奸，得更多的银两，买更多的漂亮衣服，如此进入良性循环。有个姓方的服装设计师，出道后一直设计制服，民航的、邮政的、保安的、警察的、看病的、饭店的、跑堂的、清洁的、做饭的，在这个行当里小有名气，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说也该给鸡们设计一套制服，上班的时候穿上，下班当淑女的时候就脱下来，人们认起来也容易，避免误会，两下里方便。大家都说他没有情调，花间喝道，煮鹤焚琴，吃西施馅的人肉包子。辨认是整个过程中最有趣味的一节，斗智斗勇，机变无穷，与事前砍价事后付钱一道，使人在这件事上区别于猪狗。可是闲得无聊，我们还是向酒吧的老板讨了几张白纸，让姓方的执笔，大家出主意。颜色都同意保持黑色，应该根据季节和场合分夏常服、冬常服、作战服、训练服、夏礼服和冬礼服，应该有绸子和皮革两种不同质地，应该有肩章、领花表明等级，勋章、绶带表明功绩。最后出来的样子大家都笑了，纸上一个巨乳女子，黑衣黑靴，黑色硬壳帽，板带护腕，凤眼圆睁，横眉立目，嘴角朝下。如果加一条皮鞭，加一句“残酷严格的奴隶训练”，加一个电话号码，活脱一个国外三级杂志上吸引男性受虐狂的广告。那张纸后来被酒吧老板讨去，胡乱用图钉钉在吧台的酒柜旁，他把我们当晚的酒帐免了，

    我请教过妇产科医生，她说畸胎本来是我的弟弟或是妹妹，我是个杀手，我消化了我的弟弟或是妹妹，剥夺了他们胡作非为的机会。

    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我有很多习惯。公司的洗手间，我习惯用最靠东边的那个坑位，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最好，拉出的大便带热气。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他又高又瘦，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我会便秘的。我被他迷惑。他的眼睛很亮，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象四足着地的野兽。我老婆告诉我，我刚出道做生意时，眼睛里也放绿光，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阴晦地察觉到我少年时的存在状态，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

    我走到他对面坐下，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他说“是吧。”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囊，他说他是学医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使在某种情况下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涉及多种空间、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他姓秋，和清朝末年那个彪悍无比的女人同姓，叫秋水，与庄周《华南经》的一章相同。在如今这个呼机时代，一些小姓依赖历史上的一俩个同姓名人与呼台小姐沟通，比如“姓哈，没鼻子哈弥赤的哈”，“姓詹，詹天佑的詹”。那个姓秋的奇女子不会想到，百年后她以这种形式被纪念，产生存在的价值。

    以前我也在洗车里和陌生人聊过天，听过不少人的故事。有些人象报纸，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有些人象收音机，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选对了台，他们会喋喋不休，直到你把他们关上，或是电池耗光。秋水不是收音机，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线路，把他组装起来，安上开关。他的眼睛那么亮，我想音色应该不俗。

    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烦躁，甚至至今分不清故事的真假。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我告诉秋水，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付了酒帐，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走，很晚才回家。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问她孩子最近怎么样了。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说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呀。停了停，我的老情人告诉我，孩子正睡着，挺香。

    第二章：人体

    我是学医的，我认识柳青是在我人体解剖考试之前。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感觉烦闷，我没有理由还在这个地方呆着，我想离开。

    考试前的宿舍没法呆，我决定离开。

    三天之后要考的大体解剖是最艰涩的医学基础课。不是因为理论深奥，而是因为没有理论。没有人能告诉你为什么只有人能直立行走。为什么人要长两支胳膊，一根荫.经而不是相反。袋鼠和蛇就有两根荫.经，一根自娱，一根娱人。一根家里，用一根外边用。一根平时用，一根节假日用。没有道理，就象没人会告诉你，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没有道理，就是这样。好些人长大了，不是因为想明白了，而是因为忘记了。好些文明产生了，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而是因为编造了什么。大多数的道理都是编出来骗你上套的，千万别信。比如教科书会告诉你，人之所以会直立行走，是因为古人总想能把手解放出来摘果子。而另一种离经背道的说法是，人之所以会直立行走，是因为古人总想能一边行走一边自慰。古时候，人们过着群居的同性恋生活。男性三、五成群到森林里虎口夺食，女性一边唠叨一边在营地周围捡能够吃的草根、树皮。在那个时候，你很难找到正当而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心颐的对象与她们的群体暂时分开，与你幽处。就象一年级的小学生很难让老师相信，他没来上课是因为第四次死了舅舅。而且，干燥、平坦、隐蔽而又安全的幽会场所并不充足，往往已经被同伴占据。开辟新的地点有常常充满危险，高潮之前尽情嚎叫，结果发现野猪正用它幽怨的绿眼睛看着你。就象你想在大学校园里找一个合适的角落，结果发现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睡在上铺的兄弟在乱扯同桌的你的小衣。总之，古人需要一个简便而优雅的方式自慰。他们后足着地，前足伸展，头脑中充满想象。他们够呀够呀，终于有一天，他们够着了，心花怒放，手获得了自由，人类可以直立行走了。古人解放的不是一只手，而是两只手，之后的历史证明，这种解放具有高度前瞻性。两只手对古人好处不多，但是对现代人意义重大。想象力严重缺乏的现代人，多出来的一只手可以控制一本涩情杂志或是鼠标。

    我认为自慰假说成立的可能性更大，古人总是很纯洁的，自慰的吸引力比摘果子大多了，古人不会不好意思听从心灵的召唤。猴子不能直立行走，摘果子比人能干多了，如果假定人类比猴子进步，摘果子假说很难成立。但是要猴子自慰必须象要小便似的坐下，远远没有人类潇洒气派。

    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医学院里，大体解剖是用英文讲的。

    “要知道，百分之五十医学专业词汇是解剖词汇。如果你们用英文学好这门课，以后就能很轻松地和国际接轨，阅读专业文献、和国际友人交流就不会有太多语言障碍了。”白先生用英文说道。白先生说英文象金鱼吐水泡似的，是一种生理需要。教他的英文老师，国共和谈时是美国人的翻译官，他学英文的同学，逃到台湾的，都挂了将星。他执意留下救死扶伤，从解放后到四人帮，自己先后死了三回。白先生是这门科的主讲，他一手拿烟，一手拿粉笔。他十四岁开始抽纸烟，二十四岁开始教解剖，今年他六十二岁。一手黄，一手白，无论黄白，都不是肥皂洗得掉的颜色。

    “那我们就可以当假洋鬼子了。”我们齐声用中文兴奋地说。

    “不知道中文名词，那以后怎么给中国人看病呀？校长说我们学校是医中的黄浦，要把我们培养成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全才，二十一世纪中国医学的领军人物。我们将来要给中国的老爷爷、老奶奶、大闺女、小媳妇看病，不能光想着出国开会、收外国药厂红包、和外国教授吃宴会呀。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呀？”厚朴是个胖子，他举手提问，胖脑门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这叫什么？”白先生指着厚朴的胖脑门，用中文问我们。

    “屁股。”我们齐声回答。

    “还有别的关于中文名词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