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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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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尼斯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作者:阿多尼斯
什么是诗歌精神?(1)
――阿多尼斯诗选中译本序
什么是诗歌精神?当我想到这个句子,自己都哑然失笑。在号称后现代的今天,谁敢这样提问呢?对于习惯肢解诗歌器官的学者,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对于热衷以小圈子划分地盘的诗人团伙,这个问题太宽泛了。简单地说,它太“大”了,大得容不下流行的诗歌分类学。这个问题,不是要在一首诗里翻读出一段时间、一种观念、一个流派。恰恰相反,它之提出,正在于真正的诗人对任何分类法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或许,发明“诗”――“寺中之言”――这个汉字的人,也已一举造就了我们的命运:像一名巫师,从混沌中发掘万物的关联,又在关联中醒悟真谛。我们知道,确实存在某种贯穿了所有诗歌的东西。每当我们调动生命的全部能量,聚焦于一个句子,就通过写,在贴近它、确认它。我们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也将整个融入它。这是为什么,我写得越多、越久,离所谓“当代”越遥远,却感到屈原、杜甫日益亲近;同时,也对是否“中国”愈不在意,因为诗歌比国界、语种深远得多,它的精神血缘,毫无障碍地流注于不同语言之间,构成一个只有诗人能被允许进入的国度。和《离骚》的纵横神话、历史、现实、自我比,和《神曲》的穿透地狱、净界、天堂比,“诗歌精神”一词太大了吗?或相反,远远不够?对那个潜藏于诗人心底、不停向地平线驱逐我们、同时保持着最高沉默的“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阿多尼斯语),我仍在像老子一样“强名之”。这个寒冷的冬日下午,我在伦敦寓所近旁的公园散步,心中沉吟着电话里那个声音,阿多尼斯请我为他的中译诗选写一篇序言。
诗人相遇,总是既偶然又必然。我之认可阿多尼斯是一位朋友,绝非因为他被称为当代*语诗歌的代表人物。基于中文的经验,我们已经很了解,所谓“代表”能误会得多远。和阿多尼斯交往,一言以蔽之,有种精神上的全面满足。两个诗人,跨越地域、年龄、语言、文化,那思想上的充分契合,唯一用得上的形容词是:美。不仅仅是巧合吧,“阿多尼斯”在希腊神话里,恰恰是令维纳斯神魂颠倒的美少年。我和阿多尼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8月首届约旦国际诗歌节上。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呢?在“九一一”之后,到死海边那个火药库一样的地点,探访世界上最古老、却也最陌生的文化传统之一,让抽紧的神经因为神秘而加倍兴奋!事实也不让人失望:死海上的载沉载浮,“摩西谷”讲述的圣经故事,古罗马大理石的废墟,*市场的五光十色,沙漠明月下激情迸溅的贝都因民歌……可惜,这类异国情调,对于背后站着中文背景的我,有趣但是不够。我并非仅仅到此旅游而来,正像我不希望外国诗人只把对我作品的理解,停留在文化观光层次上一样。再借用屈原,我想接触当代*诗歌的“内美”。特别是,在中东纠缠成死结的现实处境下,一位*诗人怎样做到精神上充分独立、同时艺术上自觉保持丰富?就是说,拒绝被无论什么原因简单化。这与其说在问别人,不如说干脆就在问我自己。这问题压根就是“中国的”,没有那些中文语境中痛苦的记忆,我也不必寻找它山之石。更进一步,这问题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的。它不容忍取巧和回避,而直接检测一位诗人的精神质地。你如果没深思在先,对不起,就没法掩饰头脑中那片触目的空白!怀着这个隐秘的愿望,我在约旦见到了阿多尼斯。我至今记得,在安曼侯赛因国王中心的诗歌节开幕式上,老诗人端坐于一张*地毯(是飞毯吗?),吟诵之声低昂苍凉,缓缓流出。周围上千听众屏息凝神。那张音乐的飞毯,托起所有人,包括我这个此前和*文无缘的中国“鬼佬”,上升,平移,逾越黄沙碧海。后来,我了解到,阿多尼斯那一晚朗诵的是一首关于纽约的长诗。
什么是诗歌精神?(2)
我和阿多尼斯在约旦做的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 ,堪称当代汉语诗人和当代*诗人的首次思想相遇。我说“诗人”,而没说“诗歌”,是因为对我来说,那篇对话不期而然凸显出的,与其说是诗歌状况,不如说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中,独立思想者相似得令人瞠目的处境:我们和自己语言、文化的紧张关系,我们被外部世界简单化的遭遇,更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的极为相似的应对立场。这里的“首次”,指的是我们终于摆脱欧美媒体的转手,而第一次由两个诗人面对面、心对心地直接交流,在貌似轻松顽皮的语调中,带出心里深厚的沉积。我无意在此复述整篇对话,但只要稍事梳理话题的线索,读者就不难感到这短短几千字的分量。我们的对话从语言之思开始,*语对事物观察的方式,翻译成中文简直就是“意象”和“比兴”。语言不直接谈论现实是因为其实没有“现实”,因此,语言本身即全部隐喻。中文和*文的独特性,带来各自文化转型中的复杂性,但这复杂常常被外部世界简单化为拥护或打倒,取消诗歌内在的丰富,迫使它沦为宣传。这是另一种诗歌的商品化。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此充满警觉,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觉,包括通过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具体地说,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号贩卖自己,又坚持自己对现实的明确态度。各种权力体制同样在假文化之名扼杀独立思维,而反抗这种扼杀,使诗与人本质合一。和*环境相比,中国诗人面对现实的内心抉择就轻松太多了,毕竟“冷战”的结论已是事实,但请想象,一个诗人要有多大勇气,才敢对拥有亿万追随者的宗教神本主义的思想控制说”不”,那声音和黑暗的无边无际相比多么微弱!这样的诗人必定是流亡者,但他的“流亡”一词,被赋予了主动的、积极的含义,那其实是创造性的自我本来的精神定义。也因此,“孤独”成了“独立”的同义词。“距离”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语和文化的能力。生存挑战的急迫,反证出诗歌对存在的意义。它决不只是装饰品,它是每个诗人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仍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鲜活的能源。归结到底,人性之美蕴含了诗歌之美。这美丽不依赖外在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它终将安顿我们,尽管历尽劫难。
那么,什么是诗歌精神?答案是否已隐含在这里了?那就是: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阿多尼斯在《谈诗歌》中开宗明义:“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同时揭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这时,他其实是在要求,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作里,读出无数本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书。语言学的,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天文地理的,甚至爱情和*的。一句话:整个生活。这种视野,让我直接想到屈原的《天问》:“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一句话已把质疑定在了创世纪的起点,而一个“曰”字,又圈定了人在语言中的先天局限。我也想起初次读到叶芝《幻象》时的震撼,它让我懂得:得有一个多么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才支撑得起一首诗的寥寥数语!说到底,诗歌就是思想。虽然,那不等于逻辑化的枯燥陈述。我在别处说过,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她/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儿都不行。因为我们的历史资源太丰富、文化困境太深刻、现实冲突太激烈,对自我的提问太幽暗曲折,仅仅一个汉字的迷宫就满布陷阱,要想“自觉”,谈何容易!我还没读过阿多尼斯的四大卷哲学与文化巨著《稳定与变化》,但,他的主题直逼核心:*世界的时间观如何以巨石般的稳定,压倒了变化的可能。这简直就在对中国诗人说话:*后,当我们睁开眼睛,与其说看见了“时间的痛苦”,毋宁说根本就是“没有时间的痛苦”。所谓怪圈,究竟有没有“圈”?或干脆原地未动?那么,看起来灯红酒绿的现在呢?这个“有形”背后是何种“无形”?一本本书深处潜藏的“原版”是什么?历史活着、疼痛、困惑、终至肯定,真正的文学,哪有不“宏大”的叙事?
一个问题中的问题:我们还有向自己提问的能力吗?没办法,诗歌精神就是把每首诗变成《天问》,变成史诗。命定如此,否则什么都不是。
阿多尼斯对我说:“我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这又心有灵犀了。长,不是为长而长,那是诗意深度对形式的选择。长诗之美,正在他强调的“整体”。犹如群山中有流云、有瀑布、有密林,你能贴近去欣赏每片叶子的美,但没有一个局部能代替整体。长诗要求诗人拥有如下能力:完整地把握经验,提取哲学意识,建构语言空间,最终一切统合于音乐想象力。用阿多尼斯的话:“它的各个层面都是开放的”,就是说,它必是一件语言的观念艺术,且让每个细部充满实验性。一次,我开玩笑说:我们得小心区别“玩意儿”和“镇国之宝”。一位当代*或中国的诗人,绝不应仅仅满足当一位首饰匠,靠装配几个漂亮句子取乐。诗歌是有“第一义”的,那就是修炼出纯正灵魂的人,香草美人(阿多尼斯?)之人。听其言,阅其文,如聆仙乐,汩汩灌来。此中精彩,岂是肤浅的雕琢能够胜任的?我们该写值得一写的诗,“配得上”这动荡时代的诗。在我和阿多尼斯之间,哪有“文化的冲突”?离开了冷战的或*――西方式的群体对抗模式,我们把公约数定在“个人的美学反抗”上,这被分享的诗意,荡漾在比语言更深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之间,至少这种全球化是我向往的:诗歌精神的全球化。当一位美国诗人和一位伊拉克诗人一起朗诵,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多么像。同理,让阿多尼斯和我最愉快的,莫过于能从对方的字里行间读出“我自己”:不安,震荡,追寻,超越。永远出发,却永无抵达。一次次濒临“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 ,把所有旅行都纳入一个内在的旅程,去书写一生那部长诗。
诗歌精神的语法,贯穿在这部大书之内,通透璀璨。它,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杨炼
伦敦,2009年1月6日
“风与光的君王”(1)
――译者序
他的故国是叙利亚,在一个叫做卡萨宾的海滨村庄出生、成长。
他拥有黎巴嫩国籍,又常年定居巴黎――他自我放逐的地方。
他在诗中写道:“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他还说过:“我真正的祖国,是*语。”
他的名字是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
阿多尼斯也是他的名字。
阿里――阿多尼斯――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因为贫穷,他13岁时尚未进入学校读书,但庆幸的是,父亲虽是农民,血液里却继承了*民族对诗歌的热爱。在父亲的引领下,他进入了*古典诗歌的奇妙世界。在学习、背诵古诗之余,他的诗才也逐渐展露。1944年,当时的叙利亚总统前往阿里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巡视,少年阿里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并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城里的法国学校。阿里入学后苦读法文,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随后,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并开始以“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叙利亚国王忒伊亚斯之子)为笔名发表诗作。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其间因为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1956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只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
在贝鲁特,阿多尼斯结识了诗人优素福・哈勒,两人意趣相投,共同创办了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杂志《诗歌》,为*先锋派诗人提供阵地。此后,他又担任另一份文学刊物《立场》的主编,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作为诗人、学者、思想家的阿多尼斯,对贝鲁特这个*世界“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情有独钟,并经申请获得了黎巴嫩国籍。1973年,他以优异成绩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其旨在重写*思想史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四卷出版后,在整个*文化界引起震动。20世纪80年代,阿多尼斯旅居巴黎,并任西方多所大学客座教授。80年代以来,他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阿联酋苏尔坦・阿维斯诗歌奖、法国的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和马克斯・雅各布外国图书奖、意大利的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近年来,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阿多尼斯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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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为丰富的诗歌创作外,他还著有十余种文学评论与思想理论著作,编选过多部*古代与现代诗集,并有十几部译作问世。近年来,阿多尼斯还尝试涉足现代绘画,在巴黎举办过个人画展。他绘制的具有现代风格的抽象画,常被用作自己诗集的封面和插图。
阿多尼斯是*诗歌现代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他提出的一系列诗学见解,为*新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以新诗运动为标志的*诗歌现代化,关键并不在于形式的革新,而在于内容、语言的革新,在于看待人生、宇宙观念的革新。因此,诗歌体现的不仅是文学与审美的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人、存在、人道与文明的问题”。新诗首先应该代表一种新的观念,“其核心是探寻与抗议:对各种可能性作探寻,对主流发出抗议”。新诗不能满足于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抒发感情,而应体现全面、崭新的文化观,表达对人生、社会的全新认识。诗歌也不能满足于像现实主义诗人那样反映现实,而应该启迪读者,如火焰一样为他们照亮新的天际。文学应与政治分开,不应沦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诗歌是一种最崇高的表达人的方式,应着力探索心灵、爱情、疑问、惊奇和死亡的领地。现代性并不在于时间的新近,而在于是否具有创新、突破的精神。诗歌现代化没有止境,没有界限,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求索、超越、反思的历程。要实现诗歌现代化,既应该借鉴西方现代思想与理论,又应该从*文化、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对传统应该重估,尤其应发掘遭主流意识长期压制、排斥的革新思想的价值。重估传统应回归到对经典文本本身的重读,而不应依赖注释家对文本的注释与解读。
“风与光的君王”(2)
阿多尼斯的诗歌属阳春白雪,知音主要是文化水准较高的诗歌爱好者;他主张变革、创新的诗学理论虽具有革命性,但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文坛诗界。然而,他对*政治、文化、社会作出的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则对整个*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他成为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
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是阿多尼斯忧伤与悲愤的根源。在他看来,*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丰富的遗产,其人力资源、战略位置、物质财富均得天独厚,历史上也曾有过气度恢宏的开放,致力于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有了这些良好的条件,当代*人完全应该在人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独特的历史性作用,但可悲的是,*的现实与之相反。在阿多尼斯看来:“今天的*,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廷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让――的延续。”为了揭示*现实困境的根源,他不畏其艰,深入考察了*思想与文化史。他在巨著《稳定与变化》中指出:*思想史的主要特征是“稳定”,这种稳定近乎“沉睡”,已成为妨碍*人前进的桎梏;*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于边缘的“变化”因素;以“变化”超越“稳定”,是*文化的希望所在。他还深刻解剖了*政治现实,揭示了*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如:因循守旧思想严重,宗教蒙昧主义肆虐,专制、*的政治文化盛行,反省与质疑的意识匮缺……等等。阿多尼斯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往往思想尖锐,言辞激烈。譬如,对于*世界的专制统治者,他这样予以痛斥:
“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蚕食、帝国主义的凌辱与奴役,面对外来的野蛮,那些以另一种形式的野蛮对待自己人民的政府,那些不断侵犯国民的权利,实行紧急状态,建立特别法庭,肆意拘捕无辜,剥夺公民办报、建党、结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言论和工作自由的政府,那些将自己的人民淹没在*、疾病、失业、文盲、饥饿、污染、沙漠化、水荒之中,拜倒在西方技术成就脚下的政府,如何能够实现进步,抵抗外来的霸权主义?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
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抗拒权势、批判时俗、忧国忧民的意识,既和纪伯伦、塔哈・侯赛因、马哈福兹这些*文学大师一脉相承,也和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精英遥相对接。阿多尼斯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澜漪,让人们看到了*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其诗集有《初期的诗》(1957)、《风中的树叶》(1958)、《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1965)、《舞台与镜子》(1968)、《灰与花之间的时间》(1970)、《这是我的名字》(1971)、《复数形式的单数》(1975)、《长诗5首》(1919),《围困》(1985)、《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1987)、《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1988)、《第二套字母》(1994)、《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1995―2002)、《风的作品之目录》(1998)、《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3)、《预言吧,盲人》(2003)、《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2007)、《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7)、《安静,哈姆雷特:你能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2008)等。书包网
“风与光的君王”(3)
在诗歌创作中,阿多尼斯践行着自己极具革命意义的诗歌理论和文化思想。诗人阿多尼斯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他毫不讳言地宣称:“我是鬼魅的主人。”“我生活在火与瘟疫之间/在一本传授秘密和堕落的书本里。”“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对于传统的价值,他是一位辛辣的嘲讽者:“什么是通行的道德?/――蜡烛,快要熄灭在令人窒息的洞穴里。”“什么是绝对?/大脑来了月经。”对于世俗的观念,他是一位彻底的颠覆者:“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你与你的时代作对吗?/那么,你走在一条通往更深、更美境界的道路上。”他以歌唱来抗拒压迫与恐惧:“我由于恐惧而歌唱/我由于被压迫的反抗而歌唱。”他以讥讽,表达了对暴君的蔑视:“给老鼠一根皮鞭/它会像暴君那样趾高气扬/老鼠的子宫里挤着一只羊和一头狼。”他对这个世界的抗争,显示着百折不挠的倔强和信念:“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他心甘情愿,要做西西弗那样落难者的同道:“我发誓为西西弗分担/那块沉默的山岩/……我发誓要和西西弗同在。” 在诗中,他骄傲地宣告自己的卓尔不群:“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有我自己的疆域、土地和禀赋。”他也毫不掩饰张扬的个性和大写的自我:“我让自己登基,/做风的君王。”“一切都在我的眼底,从旅程的第一步起。”
阿多尼斯的叛逆,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源自一个生命力、创造力极其旺盛的诗人内心的躁动,但无疑,它更源自诗人对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乃至这个时代境况的失望。在*文化中,诗歌一向被视为“*人的文献”,意即诗歌是诗人所处时代的忠实反映。在这一意义上,阿多尼斯的诗歌,也可以被视为“当代*人的文献”,是了解当代*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诗人阿多尼斯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在这个灾难织就、鲜血铸成的时代,/每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它的名字是――祖国。”也为诗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他还为整个*民族的不幸与落伍而忧戚、悲愤:“*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时光,在*社会停止了工作,/尽管如此,看来只有它还在工作。”他在诗中描绘了一系列*城市的颓败景象:“试着去注视t城的白昼,/你发现的只会是黑夜。”“在名叫z城的器皿里,/生长着叫做‘杀戮’的永不凋谢的植物。”“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否认:/在g城,二十世纪之后来临的,/是公元十世纪。”在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诗人眼里,甚至人类社会的二十世纪也远非一个值得赞美的世纪,而是一个光怪陆离、诡异可怖的时代:
棺材覆盖着儿童的脸庞
书本
书写在乌鸦的内脏
野兽举着一朵花在踱步
岩石
在狂人的两肺间呼吸
这
这就是二十世纪。
在抨击现实时总有一副金刚怒目、桀骜不驯姿态的阿多尼斯,还往往超越*的时空,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俯瞰人生万象。死亡与生命、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爱情与*这些古今诗歌的永恒主题,也构成了阿多尼斯反复咏叹的主调。得益于深厚的*文化根基和西方文化的滋养,以及饱经沧桑的生活经历和充盈灵动的天赋诗才,阿多尼斯对千百年来东西方文人骚客反复吟咏的那些主题作出新的诠释,赋予新的意象。他在诗中呈现的人生观、世界观,其底色是灰暗、冷峻的:“黑暗是包围四周的暴君”,“时光是风,/自死亡的方向吹来”,“怀着厌倦的落魄/我每一时辰都在/填平希望的湖泊”。然而,灰暗的底色下却透射出希望的光芒,死亡的沉寂中也有着生命的脉动:“跪曲着,黑暗降生了;/挺立着,光明降生了。”“死亡来自背后,/即使它看上去来自前方:/前方只属于生命。”“绝望长着手指,/但它只能抓住/死去的蝴蝶。”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美丽短章,在阿多尼斯的诗作中俯拾皆是,其中蕴涵的神韵与智慧,信念与意识,是古今相通、东西合璧的结晶,达到了超凡脱俗、深长隽永的境界,足以让读者在玩味、联想之余,感悟人生的启迪。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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