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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风吹过的夏天(1)

    太阳很大，照得柏油马路快要融化一样，车轮子压上去，粘乎乎的。我的车停在建材市场的入口边，引擎开着，冷气里的风，稍微降了降身体里的火。远远看见晓风从里面小步跑出来，手里还是拎着那两大桶油漆。


    “不给退。”他坐进来，很爽地吸了长长的一口冷气，“说是颜色都调出来，再卖不出去了。”


    “告诉你退不了，偏不死心。”


    我调整风窗，让冷气吹在他脸上，他额头上薄薄的一层汗，正在迅速风干，显得那片皮肤更加紧致明亮。


    “你也是，当初买的时候不想好，还挑这么贵的牌子，几百块又白花了。”


    晓风在“宁夏”已经小有名气，冯哥对他不薄，薪水比其他驻唱歌手高不少，可他对钱的态度一点没变，想必过去拮据的生活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或者，他根本没有什么安全感，才会那么不要命地攒钱。“星海人家”的新房，本来我是想自己买的，可他强调既然是同居，两个人对家的责任就是平等的，非要出一半的钱。那里是Ｄ市高档住宅区，我是这两年做物流赚了不少，才会建议在那里买房，可我没想到晓风竟也攒了这么多钱，一半的房款也是八十多万，他连哏都不打，看来这小子还挺有实力。


    “一二百万的房子你都没心疼，两桶油漆你却唠叨个没完。”我发动汽车，开上长江路，下午两点多，路况不错，“请人装修多好，省时省力，不用操心。你非要亲力亲为，那么大的房子，你刷完还不得累死？”


    我因为工作忙，新家的装修几乎都是晓风一个人在张落。心血来潮想帮他一把，找了个据说是颜色专家的人专门调的油漆，他却又说颜色不对。他只说在找绿色，要刷书房的一面墙。天知道那颜色专家弄出几百种绿色，我随便挑了两种，跟买彩票的手气一样，连末等奖都不擦边儿。


    半天，也没听见他讲话，我有点心虚。这小子一生气就不吭声，忙着装修新房累得腰酸背疼，还给我这么念叨，该不会真生气了？我连忙扭头看过去。他似乎累了，歪在一边打盹儿，头随着车速的变化，一下下地点着，额发遮住了眼睛。晓风睡眠一直不好，所以只要他睡着，天大的事情我都不敢打扰。车子停在小区楼下的停车场，熄了火，稍微开了点窗。这里靠海，即使三伏天，风依旧略带清凉。


    很想抽烟，烟卷在手里反复转了半天还是忍着没点。我侧头仔细观察着浅眠的晓风，他还是那么年轻得象个孩子，完全看不出二十五六的模样。他的皮肤一向很好，青春期也没长过痘，只要少量的光照在他脸上，总是会散着温润的光泽，光滑得瓷器一样。即使身上曾经给人折磨得体无完肤，经过了多年的恢复，伤疤已经浅得看不见，淡色皮肤包裹着薄而匀称的肌肉，那是一具充满诱惑的年轻而修长的身体。他的睫毛浓黑茂密，睡眠中也在轻轻颤动，竟让我想起第一次的相见，他从昏睡中睁开眼睛看着我，那一瞬间，好象是盛夏里忽然吹了一阵清凉的风，心肺间充盈着一种感动的喜悦。


    


    


    “我叫杜长夏，从今天开始，就是你哥哥。”


    “你能不能再说一次？我叫什么？”


    “你叫杜晓风。”


    “杜晓风？杜晓风。”


    


    两个星期以后，我下班以后赶饭局，回到家已经快半夜。那天是星期三，晓风不去“宁夏”唱歌，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似乎睡着了。桔色的灯光打在他的侧脸上，鼻子和嘴唇的弧线那么漂亮，我忍不住低头亲下去。


    “嗯，这么大的酒味。”他醒了，却没躲开我满是酒臭的嘴，“喝多了吧？”


    “怎么不到卧室去睡？等我呢？”


    他坐起身，似乎是睡落枕了，歪头用手揉着酸痛的脖子：


    “有东西要给你看。”


    “什么好东西？不能等明天？”


    “等不及了，来，快来！”


    他拉着我进了书房。那里给他锁了几个星期了，一直不让我进。里面的家具家具和电脑是我们一起去买的，都不陌生，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靠南的一面墙，他并不是简单地刷成绿色，他在那里，画了一幅巨大的画：


    翠绿柔软的草丛低垂着，起伏着，雀跃着，翻腾着……虽然没有具体描绘出来，却又如此清楚，那是一股风，正从夏日里吹过！


    


    我确信那天没有喝醉，却如堕云雾之端，一切美好得不真实，似乎入了梦境。晓风的手慢慢塞进我的手掌，轻轻地攥着：


    “哥，十三年了。”他的声音象是遥远的音乐给风吹送到耳边，动听而隐约：“谢谢你们，让我做你们的晓风。我喜欢我的新生命，喜欢新生里，你肯陪我一起走，哥……”


    他的声音消失在一个温柔如水的深深的亲吻里，象是雨后云雾消散的夜空，象是大雪初霁时一道炊烟，象是日光懒散柔和的冬季，象是被风吹过的，夏天……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大学刚毕业，在晚报跑社会新闻。有一天总编让我追踪采访一桩“瘾君子虐童案”，说那小孩儿在二院住院，我阿姨正好是二院胸外科的大夫，于是当天下午，我就赶了过去。


    阿姨把我介绍给小孩儿的主治医生，大夫姓徐，是个四十多岁斯文的中年人。他坦言，现在事情不好办，孩子是公安局送过来的，但没有家属来认，医药费成问题。


    “孩子没说家长的联系方法？”


    “小孩儿身上什么证件没有，送来的时候是昏迷的，醒了一句话也没说过。”


    因为熟人的关系，徐大夫把孩子的验伤报告大概给我看了一下，身上虐待的烫伤鞭伤数不胜数，双腿分别有不同时期骨裂的情况，大概是逃跑的时候给抓回去被打的，最丧心病狂的是，这小孩被人长期鸡奸过。


    这帮吸毒的真他妈的操蛋，都送去枪毙就对了！我心里顿时怒火翻天。徐大夫带我到了小孩儿的病房，是个六人合住的大病房，床铺都住满了。他睡在靠门的一张床上，浑身都缠着绷带，插着管。头发给剃了，显得小脑袋那么小，左脑和嘴角都有外伤，贴着药膏。旁边一床的家长对我做了个“安静”的手势，小声地说：


    “刚刚换了药，疼得死去活来的，好不容易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点滴的液体顺着橡胶管，流进他细瘦如干柴的手臂，他睡得不太安稳，眼珠似乎一直在转，长而浓密的睫毛象扇子样在深陷的眼窝投下浓重的阴影。


    “没人来看过他？”我把声音压到最低，问那家长。


    那人摇摇头，问：“你是公安局的？”


    “我是晚报的记者。”我把记者证给那人看了看。她指了指门外，于是我跟她走了出去，在走廊里她说：


    “这么下去可不行，他一身伤，虽然医院没有不管，可也不会给他用什么好药！我的孩子也跟他差不多大，看得我都心疼。你们记者能不能把这事情曝光，呼吁些社会捐款什么的，我看他八成是给人拐骗过来的，家人在哪儿都不好说呢！”


    “他一句话都没说？”


    “没说，换药的时候疼成那样，连吭都没吭一声。”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中似乎给压了块巨大的石，正义感忽然跟氢汽球一样膨胀起来，几乎立刻把帮助这个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当成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不能看他在这里举目无亲孤身寡人地遭罪。回到病房的时候他还没醒，我立刻赶回报社，跟主编简单汇报了一下，并主动请缨，希望负责整件事情的全程报道。


    


    之后的两个星期，我推掉其他的采访工作，专心跟踪这个案子，每天奔波在公安局，二院和民政局之间。公安局那里已经有了头绪，几个吸毒的供认不诲，他们说小孩的继母也是吸毒的，三年前为了点粉，把孩子卖给他们的，当时孩子是十岁，叫方岩。吸毒的人在毒瘾上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是几乎丧失理智，极度狂乱残忍的。这个圈子里大概有十几个人折磨过这孩子，却没人承认鸡奸过他。我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歹徒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只希望将他们绳之于法，加以重裁。根据公安局那里提供的线索，利用记者的身份终于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找到方岩的资料，他的亲生母亲多年前就出国，父亲带着他续娶，不到两年就死于车祸。公公外婆都在海外，根本联系不到，唯一的亲人，孩子的奶奶，也在前年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叫方岩的孩子，在这世界上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忽然想起他睁开眼睛，注视着我的目光里，那浓重的不属于同龄人的，恐慌和绝望。天地之间若真有神明，又怎会舍得把这样一个孩子扔在狼群之间，任其嘶咬？每想到此，我的心都如同经历撕扯，疼痛难当。好在消息见报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好心人自发捐款，支付方岩的医疗费，也有人送来生活的必需品，书本，礼物。而这其中最积极的，要属我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