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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之夏(1)

    	

    	

    	文案

    	一只文青的奇幻漂流

    	内容标签：西方罗曼

    	搜索关键字：主角：纳撒尼尔・威尔森，乔舒亚・温特伯恩┃配角：维布・格雷格，夏洛特・林奇，道格拉斯・温特伯恩，凯瑟琳・威尔森┃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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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上帝会保佑白痴、酒鬼、儿童和美国。　　――奥托・冯・俾斯麦

    	　　01

    	　　那场由金融危机和反战潮流引起的抗议运动最终成了我这一代人的狂欢。

    	　　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们都会记得――里普科之夜，正是出于我的一时冲动，我当时没有预料到它会成为这个世纪初里最广为人知的象征之一。那天声名卓著的钢琴家文泽斯拉夫・里普科于纽约家中逝世，当时天近垂暮，乔舒亚在电话里告诉我：“里普科先生去世了。”

    	　　他说他必须即刻动身，陪他的祖父从洛杉矶赶赴纽约，为里普科送行，两位老人曾分享了超过半世纪的友谊。我本打算到拉瓜迪亚机场为他们接机，但我却在两个小时后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要让电台播放里普科的唱片。

    	　　也许是因为那个暑假实在太无聊，我从波士顿回到纽约，我父亲要我到公司里实习，但我从假期开始就和家里断了联系。我回到纽约找了一份化妆品店的暑期工作，住在我从外祖母那儿继承来的位于拉蒙奇的宅子，每天我下班之后就搭莱辛顿大道地铁五号快线，从曼哈顿下城到布朗克斯的终点站，然后从在九十五号高速公路上赶最后一趟大巴回拉奇蒙，往返交通花去了近六个小时，每天午休时我去我高中的英文老师，埃德温・波顿先生家里借书，我读了海明威全集中的八册和几本约瑟夫・海勒，有时我读完了书而他恰好不在家，我就在去地铁站的路上买本两块钱的侦探小说。直到我一位朋友去瑞士度假，把他的车借给了我，交通时间才终于压缩到了三小时以内，但我并不觉得之前那六个小时是不能忍受的，因为那时对我而言，最不能忍受的是在我父亲身边的时间。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希望乔舒亚来到纽约后，在车上打开电台能听见里普科的琴声，除此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这个时节里年轻人们不会有心思去倾听里普科优美的琴声，何况电台早已罢工。

    	　　有家电台所属的大楼是一座待保护的纽约地标，我想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奥利弗・罗德里格兹，他是个狂热的纽约迷，据我所知他至今没出过纽约，他是我高中里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却凭着他在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里的工作进了纽约大学的历史系，他那个在墨西哥做铁路和矿场生意发了财、后来到纽约投资地产的家族倒是很支持他。虽然我不承认，但我事实上非常嫉妒他。不过我决定只要他能帮我进到电台里去，我就原谅他，包括他当年把校长的车喷成粉色之后推我出去顶罪一类的破事。所以我一直知道，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什么正经人。他先是装模作样地说：“你一定是疯掉了，尼尔，我不可以把钥匙给你――事实上我根本没有钥匙。”

    	　　我让他找个借口去找来大楼的负责人，让我悄悄溜进去。他想了想也就答应了。我想打动他的并不是我们深厚的友谊，而是我含糊地谈起这次计划的口气听起来非常邪恶。我没告诉他我要去播放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听起来太傻，但天知道他以为我要去播放什么，金融危机的内幕还是哪位议员的性`爱录音。

    	　　当晚他打电话给负责人，说自己要确定一些楼里的细节，完善一份报告。他和负责人在楼里转了几圈，还刻意问了播音室在哪儿，给我留了门，然后离开了。我在大门边的前台下面藏了很久，把他给我的建筑图纸看了几遍。从拉奇蒙来曼哈顿的路上，我顺路到我高中时最喜欢的那家复古唱片店买了里普科的唱片，是他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在五十年代初灌录的《夏夜》，里普科稍作调整，去掉了人声，只有钢琴和管弦乐。事实上我还找到了他和一位百老汇女高音合作的《夏夜》，但我思索了一下还是选择了前者。

    	　　我在学校电台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这里的设备更为复杂，但我最终还是成功地打了碟，让电台播放了音乐。然后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悠闲地欣赏起里普科的《夏夜》，想着乔舒亚不久后就能抵达纽约。这唱片我是放给他听的，我有种错觉，只有他会在今晚打开电台，去寻找里普科的琴声，我借助电台这个广阔的平台只与他一个人交流，很浪漫不是吗。

    	　　事实上，半个纽约的人都听到了。事后人们总说它格外浪漫，格外诗意，而我向上帝保证这绝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一个小时后我付出了一点代价，警察找到了我。虽然找不到什么罪名，还是以非法闯入之类的理由把我扣在了局子里。我一开始根本没想到他们会管这事，不，我根本没想到这也算个事，但是呢――这是他妈的里普科之夜。

    	　　后来乔舒亚到第三十二警区分局把我保释出来，告诉我这事已经被刷上了推特热门，要是他再晚来一点，估计那些示威者结束了静坐就会来这儿截住我。“一定会非常热情地把你当做他们这代的鲍勃・迪伦，也许会把你举起一直抬到时报广场去。”他这么说。

    	　　“那可是个未申报的游行。”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时他们还讲不讲究这些程序了。我上车前犹豫了一会儿，我非常想告诉他我根本无意参加这场运动，我只是想放张里普科的唱片给他听。

    	　　“他们大概不会管这些了。”我看得出他在努力地朝我微笑，可他已经很困倦了。

    	　　“我来开车吧。”我提议。他点头说好，我们换了一边。他告诉我地址，我发动了汽车。然后我说：“你介意吗？”

    	　　“介意什么？”

    	　　“我不是他们。”

    	　　“不是……我不介意，尼尔，虽然说我下飞机时在手机上看到你的照片有点惊讶――是你从电台那里出来时被人拍到的，我估计你很快就会被人认出来。说不定现在你的名字已经被发布到网络上了。”

    	　　“我对他们游行还是静坐不感兴趣，我只是……我只是认为里普科先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我认为今晚全国的电台都该致哀。”

    	　　“……你真好。”他叹了口气，“我听说他们今天在纽约几个主要广场和街道边静坐，我路过一处时稍微停了一下，那儿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夏夜》。我从没在这么开阔的环境下听过钢琴曲，说真的非常动人，琴声像海浪一样，我很遗憾你没能听见。”

    	　　我又想了一会儿，不必说《夏夜》是为谁而放了，这不重要。乔舒亚又说：“我想道格拉斯也听见了，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是了，道格拉斯・温特伯恩，乔舒亚的祖父。虽然我们已经交往了近三年，但他祖父并不知情，而作为他的大学同学，见他祖父一面也不算奇怪。比我想得好一点，我们走进套间时，道格拉斯已经处理完了里普科在医院里的事务，在他的房间里先睡下了。

    	　　第二天乔舒亚叫醒我时，他已经换好了衣服，手臂上挽着一套黑色套装，又放在床边，“你太高了没法穿我的衣服，我给你买了一套……不过好像有点宽了。”

    	　　有点宽过于轻描淡写了。这几年来我母亲每次去欧洲度假前，都会认真地给我量一遍尺码，像是寄明信片似地给我寄一两套套装回来，做工就连外套露出的袖口也分毫不差。我带了几套回纽约，也许有几分出于感动，不过更多的是因为我没法在商店里买到合身的套装。

    	　　我拿乔舒亚的剃须刀仔细地刮了脸，离开`房间前我想起那条本来系在牛仔裤上的腰带并不适合套装，于是从乔舒亚的行李箱里找了一条换上。乔舒亚已经向道格拉斯大致解释过。我见到道格拉斯时，他倒是很亲切地对我说：“来吃早餐吧，尼尔。”

    	　　当人衰老到一定程度，他表面上就不会再有变化，乔舒亚说过他祖父已有九十三岁，我判断不出他的年纪。他神思清醒，但此刻很倦怠。餐桌上摆着标准的早间全餐，他问我需不需要别的菜式，然后自己喝起了麦片，没再和我谈其他话题。

    	　　他又吃了一点面包，用餐巾擦着手，对我说：“但是，我想威尔森先生不会乐意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大概得费心向他解释一下了。”

    	　　他真的非常体贴，也预见准确。下一刻我父亲就打电话来把我劈头盖脸地训了足有半个小时，我躲在浴室里听着，把手机丢在储物格上，拿着份报纸半靠在盥洗台边做填字游戏，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他说“我很抱歉”。他的确需要发泄一下，有一部分示威者占领了华尔街，让他在半个月来上下班极为烦扰，而他的儿子却给示威者们放了音乐、鼓舞了他们――就算上帝作证他也不会相信那不是我的本意，他已经默认了我暑假一直没有回家是和那群新世纪的嬉皮士混在了一起。他的儿子选择了他的对立面，那阵琴声是和他的彻底决裂――我要怎么扭转他的认识，我从来不能顺应他的期望，他希望我能去商学院，我却逃了大部分的课去听文学史和写作课。我不禁要认同他的想法了，我几乎怀疑我昨晚去电台时，在心里最隐秘的一处真的是藏着对他的反叛。

    	　　他朝我大吼大叫了许久，总算是累了，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声说：“说点什么，尼尔。”

    	　　在暑假开始我就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再与他见面、不再与他说话，我有点忘了我以往是怎样和他交流的了。大概是面不改色地听完，向他道歉、保证下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提出弥补措施――但这次不是，我拿起手机，尽量用平静而不偏激的口气对他说：“你一直了解我，爸爸，但你不承认它。我但愿有一天你能原谅我，我也能原谅你。”

    	　　我说我很抱歉，然后拔了手机卡把它丢进了垃圾桶里。接着我握着门把手停顿了一下，转身拿起浴室里的电话打给了奥利弗・罗德里格兹这该死的叛徒。奥利弗倒是干脆利落地承认了，“对不起，真的，你骂死我吧尼尔――但是你爸真的太恐怖了。”

    	　　我和我父亲除了长相和热衷橄榄球以外没什么共同点，还有我们的名字都是纳撒尼尔・威尔森，不过他们叫他纳森，叫我尼尔。我可以想象他诘问奥利弗时那番汹汹气势，措辞礼貌也能吓得他心惊胆战，而我从来没法用严厉一点儿的口气和别人说话。我最终只得气结地说了句“你欠我一次”就直接把话筒甩回了墙上的电话座机上。我猜这种时候他应该不会计较昨晚算不算我欠他一次。

    	　　最终我没有参加里普科的葬礼，将出席的名单中除了两位温特伯恩先生都是我这段时间根本不想见到的人，我的父母和诸多纽约城名流，还有那些已经把我当做旗手的示威者们。我看过新闻和“里普科之夜”的一些录像，纽约街道上那些彻夜不熄的灯火暗去了，他们聚集在街道两边捧着原本是为那些不会从战场归来的灵魂而点亮的蜡烛，街道明明被他们填满了却显得空旷无比，如同乔舒亚所说的，里普科的琴声像是海浪。

    	　　文泽斯拉夫・里普科活了一百零三岁，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有关注这场运动，但他不会想到他的名字竟然成为它的一个象征，他以这样奇特的方式与这场年轻人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仿佛他枯竭的生命因此得以延续。他们找出了他在越战时期发表过的反对言论，还有他的同性伴侣，作家杰克・海斯写过的小说《奥哈勒伦的沉默》，关于一个家庭在越战中如何分崩离析、走向疯狂。因此他们认为里普科作为这场运动的代表，实在当之无愧。我不知道里普科会不会因此感到欣慰，至少我不想出名，特别是以这种方式出名。

    	　　就在这几天里，那些狂热的愤怒的意气飞扬的年轻人们都学会了英文版《维拉涅拉*》的第一段，他们唱着：“新季将至/寒风散去/去林中吧亲爱的/山谷里百合绽放/脚边露水凝为珍珠/晨光下闪耀/我们将听见画眉唱起新歌。”他们不会像那些女高音一样唱歌，但当他们每一个人都唱起来、歌声充满街道，他们赋予这首婉转轻柔的歌曲全新的气象。于是这场令我感到混乱而愚蠢的狂欢节居然有了一点诗意，他们的歌声感染了我，当他们反复唱那句“我们将听见画眉唱起新歌”时，我流下了泪水，我独自坐在拉奇蒙的宅子里空荡荡的客厅中的冰冷瓷砖地板上。我无法再憎恶他们，无法再为自己被当做其中一员却无处辩解而感到愤怒，我不可抑制地回想起，那些在拥挤的酒吧或是宿舍里与同学分享的威士忌与香烟，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诗集与小说，我在冬夜里对着飘落着的茫茫大雪自问自答地喊道：“大地上可有尺规？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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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之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