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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甄秀才落魄金宁府1

    甄永信把绳子挂到父亲坟前歪脖树的斜枝上时，又想起多年以前那个天色空蒙的早上，父亲带他来这里给祖父扫墓。那天是清明节，冷飕飕的，天要下雨，父亲穿着栗色缎子马褂，弓着腰，呼吸艰难地拖着沉腿，迈着外八子步，走在前面，手里拎着蓝色家织布包裹，包裹里装着十个鹅蛋大小的饽饽，一沓烧纸，一柱香；他扛了把铁锨，跟随在父亲后面。在祖父墓碑前，父亲把枯草和败叶拿脚踢开，摊平后就把包裹放下，打开包裹，就手把饽饽五个一组，垒在垫在下面的包裹布上，在祭品前点燃烧纸。火苗蹿起，舔舐着被托起的灰屑，父亲把香的一端放进火苗里，点着后就把另一端插进碑前的湿土里，坟墓的上空，立马弥漫着浓郁的松香味。“给爷爷坟上添点土。”父亲喘着气说，甄永信明白，父亲这是让他干，就拿起不太听话的铁锨，费劲地往爷爷的坟上撮土，直撮到大汗淋漓，也没见爷爷坟上多了些新土。那年他八岁。

    “中，中，”父亲站在一边说，“来，过来给爷爷磕头。”甄永信放下锨，跟着父亲跪在还冒烟的灰烬前面，一起一伏地向墓碑磕了三个头，起身后，父亲掸了掸缎子马褂前摆上的泥土，这才完成了一项大的工程似的，吁了一口长气，拿眼去注视父亲墓前的石碑，“这碑是爹卖了三十亩好地，给你爷爷立的。”甄永信拿手背抹去额角的汗珠，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墓碑，看见碑上刻着“显皇考甄公毓贤之墓”，父亲知道儿子还不大理解自己话里的意思，就进一步开导儿子，“你没看出咱的碑和别人家的不同吗？”

    儿子这才仔细看了看，果然不同，爷爷坟前的石碑足足要比别人家的高出一截儿，上端有阁楼一样的装饰，足以遮挡风雨对碑面的侵蚀，碑文的四周有羊毛卷一样的浮雕，父亲告诉他，这叫祥云纹。看见孩子开始注意石碑，父亲就搬过儿子的肩膀，转过石碑的后面，指着光滑的石面上刻着的碑文， 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把碑文念给儿子听：“毓贤甄公，河南南阳府甄家庄人，咸丰二年进士，咸丰十一年右迁金宁卫海防同知，从五品……”

    那时，甄永信还不能完全理解碑文，但从父亲得的语调里，能听出父亲对爷爷的崇敬和由此而生的自豪，正是从那一天起，甄永信才蓦然知晓，自己身上原来流的是贵族的血液。父亲几乎是一口气把碑文流利读完的，而后就把眼睛皮紧紧闭上，尖削的下颏使劲向上翘着，青灰色的死人脸上，露出得意之极的神情。

    “儿啊，”在收拾好祭品，要回家的时候，父亲叫住儿子，嘱咐道，“记着，哪一天爹死了，你就给爹埋在这儿，”父亲伸出一个干瘦的手指，指着爷爷坟前的一块空地，“记着，给爹立的碑，千万不能比你爷爷的高，要比你爷爷的矮一些。”儿子的头皮一阵发麻，两腿虚软，的把着锨把，才勉强没有摔倒。无论如何，两个活人在墓地谈论自己死后的葬礼，都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何况他才刚刚八岁。儿子嗓子发紧，说不出话，好容易忍住快要要流下的眼泪，咬紧嘴唇，勉强点点头。那时甄永信还根本无法理解，父亲身上散发的苦涩的鸦片烟味，实际上已是死神的气味，而在自己的前半生，要想给父亲坟前立一块比爷爷墓碑稍矮一些地墓碑，更是他难以承受的负重。

    父亲是在冬月初八那天老的。那年他才十二岁。在这之前，因为得知父亲卖掉了家里最后的一块田产，二仙堂掌柜的，就不再给父亲赊账了，告贷无门，走投无路时，父亲像一只被拆除支架的灯笼纸，瘫散在母亲的炕上，骷髅一样的肢体，像刚被砍了脑袋的蜥蜴，在炕上翻滚抽动着，嘴里语无伦次地哀求母亲，“永信他妈，救救我，就一次，最后一次，一泡就行。”

    母亲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嫁到甄家做了受气的媳妇，一辈子忍气吞声惯了，感情的神经，早就麻痹了，她无视丈夫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坐在炕稍，一针一线地纳鞋底儿，像什么也没听见，直到丈夫滚爬过来，揪住她的裤褪儿哀求，才把针停在半空，抬眼扫了下丈夫：“行啊，拿钱来吧。”

    难受的丈夫知道妻子在嘲笑他，对鸦片的需要，让他忘记了尊严，接着哀求，“行行好，永信他妈，先拿你的手镯典上，等有了钱，就赎回来。”

    包括手镯在内的金首饰，是母亲娘家把她卖到甄家换来的嫁妆，每当胡作非为的丈夫惹她不顺心时，她就会觉得，自己手腕上戴的，不是手镯，而是镣铐。母亲生气地把针别在鞋邦上，起身下炕，没好气地说了句：“你去死吧！”

    丈夫听话地翻滚到炕里面，鸡啄米似地拿头碰撞窗台，一会儿，额头就鲜血淋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嘴里发出公羊被宰时的惨叫。叫声那么凄惨，穿过窗棂，绕过屋脊，传到街上。刚从学馆放学回来的儿子，在大门口一听到叫声，心就紧缩了一下，迈过门槛时，差点儿绊了一跤，直到急三火四地穿过两道门洞，推开房门时，才稍微放心了一些，因为那会儿，母亲正若无其事地往锅里淘米，眼角噙着欲滴未滴的两颗泪珠。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打他记事时起，就隐约记得母亲眼里似乎老是噙着泪水。

    “俺爹怎么啦？”儿子惊虚虚地问。

    “要死啦。”母亲仍那么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儿。

    常常都是这样，无论家里有什么好事、坏事，很难从母亲脸上表露出来，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儿子都疑心，母亲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并不爱他。母亲的表现，倒更像是这个家里的仆人，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对这个家庭发生的任事情漠不关心。父亲却不一样，虽说青灰色脸上，素常也不流露什么感情，但言谈举止中，儿子却能体验到一种关怀，那叫父爱。

    儿子没理会母亲的气话，转身来到炕前，刚看一眼炕上躺着的父亲，浑身的汗毛孔就竖立起来，刹那间，觉得脑袋膨胀得像笸箩一样大，两腿觳觫，膝盖处倏然失去了支撑，依到炕沿儿，才没摔倒。他看见往日父亲油光发亮、梳理得整洁的辫子，已经披散开来，一堆乱草一样散在炕上，此时，正两手薅住两绺头发，狠命地向相反的两个方向拽着，仿佛在惩罚一个被他征服了的宿世仇寇，满脸乱涂着血泪鼻涕，酷似一个蘸了血的葫芦，干柴一般的枯腿棒，不住地叩打着炕沿，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一看见儿子，像见到了救星，蜥蜴一样从炕稍爬来，抓住儿子的手，不停地哀求，“救救爹，救救爹，快找大红喜，去给爹要一泡，最后一次。”

    巨烈的恐惧，让他丧失了理智，没敢多想，转身出了家门，径直来到夫子庙西街拐角处的二仙堂。父亲刚才说的大红喜，就住在二仙堂楼上走廊西头的房间里。

    从前，父亲曾带他来过这里，那年他六岁，父亲领他走进二仙堂的正厅，和柜上的人打过招呼，就走上木头楼梯，拐过一道墙角，顺着走廊，直到西头，进了用红漆髹过的房间。房间里挂着粉色窗帘，床上罩着锦缎鸳鸯戏水床罩，床头放的不是床头柜，而是一张酸梨木雕花四角圆桌，后来听母亲说，那是父亲从家里搬来的，当时说是借给大红喜用用，后来就再也没有搬回来。屋里焚着香，但女人的粉旨气和鸦片烟味，超过了香炉里飘出的香味。一个身穿绿底儿红边儿锦旗袍、嘴唇猩红的女人，在他刚跨过门槛时，就一把将他搂在怀里，像亲自己儿子一样，拿嘴在他脸上乱亲，浓烈的脂粉味，呛得他透不过气儿，可那女人还是不停地怂恿他，“叫妈，快叫妈，给你糖吃。”他倔犟地紧绷着嘴唇，不肯叫女她妈。那女人就坐在床上，把他放在自己肉墩墩的大腿上，拿手去掏他最怕人的地方，边掏边说，“吃一个，吃一个！”一边咯咯笑着，一边拿手做出要抻掉那玩艺的姿势。

    父亲放任这女人放肆地捉弄自己的儿子，青灰色的死人脸上，微微泛出笑意，眼里流露着得意，正是这种鼓励，才没使儿子感到过分紧张。那女人一直捉弄累了，才把他放下，拿出各色小点心，放在圆桌上，让他随便享用，自个儿就拉着父亲躺到床上，拿过一杆烟枪，对着烟灯，一人一口地享受起来。直到吸完最后一口，大红喜吹了烟灯，伸手解开父亲的腰带，将手伸进父亲的纽裆裤里乱摸，两眼却不怀好意看着六岁的孩子淫笑着。父亲似乎很受用这种抚摸，过了一会，转头对儿子说，“儿子啊，你先到柜子里藏猫猫，待会爹去找你，等回家时还给你买盘竹鞭。”

    父亲说着，起身打开衣柜的门，哄着懵懂的儿子。儿子看了看柜子，又看了看父亲，经不赘亲的怂恿，爬进了柜子里。父亲把柜门关上，哄儿子说，“不准往外看呀，看了，就不给你买了。”

    柜里立时漆黑一团，樟木香和衣服的陈腐气味弥漫着，孩子有些恐惧，幸亏门没关严，一道细缝，足以让他看到床上父亲和大红喜的部分身体。大红喜三下两下，脱光了父亲的衣服，这时儿子才发现，父亲的身材，并不魁梧，简直像春天里刚刚结束冬眠的蜻蛙，腿上只省下一点皮肉，皮下的肋骨，一根根排在胸前，大红喜几乎根本不费力气，就像托起一件衣服那样，轻轻将父亲举到身上。父亲像一头爬坡的老牛一样，在上面一推一推地向前用力，只一会功夫，就累得不行，发出母猪一样的喘气声；大红喜也发出怪怪的叫声，好像肚子痛似的，她明显不满意父亲的无能，两腿勾赘亲的大腿，两手兜赘亲干瘦的屁股，用力上前搬动着。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父亲才像刚刚爬到坡顶的老牛，滚落下去，死人一样仰卧在大红喜身边……

    那天的午饭他已记不清是几个菜，有哪些东西，总的感觉像过年，临走时，女人又给他兜里塞满了糠果。

    事情本来是可以瞒过去的，可是他的天真，把事儿泄露了。为了在母亲面前显摆，他从兜里掏出一块莹蜡纸裹着的水果糖，剥开后要塞进母亲的嘴里。母亲一看见这种糖，就起了疑心，沉着脸问是从哪儿弄的，他就不知深浅地说是一个叫姨妈的女人给的，同时，他脸上女人的口红印，又证实了母亲的疑心，母亲突然就变得像头母狼，把他的头夹在腋下，剥掉他的裤子，拿鸡毛掸狠抽他屁股，疼得他杀猪似的嚎叫。父亲想救他，但显然不是身体健壮的母亲的对手，“嗐，不就是几块糖吗？”父亲伤心地说。

    “他身上有股婊子的味。”母亲伤心地哭了，手却一刻也没停下，嘴也不停地骂着。他都记不清了，那天打了多长时间，最后屁股都木胀了，肿得像个染了色的红饽饽。挺长一段时间，他都有不敢坐着，晚上只能趴在炕上睡觉，这是他一辈子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挨打，好像也是母亲唯一一次打他。

    正是这次打骂，他才断断续续地知道了些有关那个女人的事儿。她叫大红喜，是二仙堂里的婊子，父亲长年包着她，一度曾想纳她为妾，但母亲提出了两个条件，最终打消了父亲这个念头，其实这两个条件再简单不过了：要么把她休了，她回娘家去；要么把她杀了。其中后一个条件，父亲是万万不敢的，父亲胆小如鼠，平日里看见别人打死一条蛇，都能把他吓得心里乱颤，而前一个条件比较简单可行，只写几个字儿就行，可是想想自己是从五品官员的儿子，一个三进的深宅大院儿，娶一个婊子上堂，父亲就不得不打消纳妾的念头，不过从那时起，父亲就不再回家，他把二仙堂大红喜的房间当成了家，只是有事或者想儿子时，才偶尔回家看看，回家时，瞅妻子不在，偷偷往儿子兜里塞几块糖果之类的东西，并小声嘱咐，“别叫你妈看见。”临走时再给妻子扔下一块大洋，当作母子二人日常的开销。所以儿子一直认为，母亲并不像父亲那样爱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曾怀疑自己并不是母亲亲生的，而是大红喜生的，由母亲抱养的，这种想法直到他长大后才打消，因为懂事后，每当想到自己有可能是婊子养的，这种想法就会折磨得他坐卧不安。当儿子屁股渐渐消了肿，母亲就托人捎信儿给父亲，让他回来送儿子上学，父亲回来了，送他进了前街礼贤书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时间跟父亲到二仙堂了。

    二仙堂还是老样子，老板娘还那样浓妆艳抹妖里妖气，一边搔首弄姿地招呼进出的客人，一边贼眉鼠眼地和街上的行人*，一边用涂了血红指甲的手往嘴里送瓜子，看见他走过来时，脸皮就变得不阴不阳了，不再像几年前父亲领他来时，见了面就夸他长得乖。

    “哟，这不是甄家的大少爷吗，你爹死哪儿去啦？还欠我三块大洋呢。”

    “我找大红喜。”他直耿耿地说，

    板娘的脸立时就变得难看了，“兔儿崽子，大红喜是你叫的吗？”幸亏大红喜听到楼下的声音，推开窗，让老板娘放他进来。顺着当年父亲领他走过的道儿，他推开了那间房门，大红喜着一身大红旗袍，正对着镜子绞眉，从眼睛的余光瞥见他愣在门口，轻声问了一句，“你爹怎么样啦？”

    “他快死了！”他故意把“死”字儿说得重一些，指望能打动大红喜，让她转过头来拿正眼看他一眼。不想大红喜像似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或者说，早就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仍那么纹丝儿不动地坐着，小心翼翼地捻着绞眉的丝线。

    “是你爹叫你来的？”大红喜明知故问，“说吧，什么事？”

    “往你借一个大烟泡，就一个，最后一个。”

    大红喜收起绞眉的家什，懒散地起身，走到床边，从一个精致的小木匣上拉开一个小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蜡纸裹着的中药丸子似的东西，随手递给他，叹了一口气，“咳，你爹这一辈子，就毁在这上面了。多大的一个家业，一千多亩好地呢。都让他败坏啦。”停了停，又说，“回去告诉你爹，我也没有了，就剩这一丸了。”

    离开二仙堂时，他还在暗问自己：大红喜会是他的亲妈吗？

    正在炕上翻滚的父亲，从儿子手中抢过中药丸似的东西，几乎来不及把那层透明的蜡纸剥掉，就整丸吞了下去，眼里倏然露出舒坦的神情，停止了滚动，也不再鬼哭狼嚎。这一夜，全家人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早晨，母亲起身做饭时，闻到一股浓烈的腥臭味。起初，她疑心是儿子大便时不小心，把屎蹭到了裤子上，可儿子醒来时，却说他跟本就是光着身子睡觉的，当她去推醒丈夫，想问问是不是把蹭上大便的衣服穿回家时，却发现丈夫这时浑身冰凉，硬得像块石头。她吓了一跳，却没叫出声来，只是叫儿子赶紧穿上衣服，帮她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丈夫的被窝里屎尿淋漓，恶臭熏人，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父亲的丧事是舅父帮忙操办的。因为家里没有钱给父亲买口像样的棺材，最后不得不由舅舅出面，和棺材铺掌柜商量，用甄家坟地上的五棵落叶松，给父亲换回一口杨木棺材，才使父亲如愿地埋到了自己父亲的坟前。十二岁的儿子这时才明白，眼下提起给父亲立一块比爷爷墓碑稍矮一些的墓碑，显然是不合适的。

    整个守灵期间，儿子都没听到母亲一声哭丧的哀啼，也没见过母亲流过一滴眼泪，仿佛在从前的某一天里，母亲已经把她一生的眼泪一次性给哭干了，只剩下一滴，每天挂在眼角，欲滴未滴的映射着她内心的痛苦。令儿子更诧异的是，那滴眼泪，居然在父亲死后的刹那间蒸发了，母亲仿佛突然摆脱了，又恢复成一个正常的人。

    母亲是在十八岁那年嫁到甄家的。在她之前，父亲已经娶过一房。原配是按照门当户对的婚姻公式结合的，自然，新娘也带来一笔可观的嫁妆，只是那女人福浅，身体一直不好，也没留下一儿半女的，婚后不到十年就死了。按父亲的意思，续弦也应当讲究门第的，只是那会儿父亲的名声不大好，已是城里出了名的膏粱竖子，但凡有点模样的人家，都免谈这门亲事，无奈，父亲只得降尊纾贵，娶了一家佃户的女儿，条件是免除这家佃户的欠的十石税租。

    母亲刚过门儿时，甄家也还算殷实，虽说祖上留下的黄白之物和前妻死后留下的不菲的嫁妆，已经被酒色毒嫖中滚爬的丈夫典当得所剩无几，可毕竟还有一千多亩上好的田产，一座三进的大宅院儿，每年收取的田租也是可观的，可是父亲日常开销太大，必须靠不时的卖掉田产才能应付。妻子曾想劝阻他，但父亲总会用一句话反驳妻子：“这是我爹留给我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婚后挺长一段时间里，妻子就是这样过着半守寡的以泪洗面的日子，直到儿子出生，心里有了指望，才停止了天天流泪。幸亏孩子挺听话，没沾上他父亲身上的那些毛病，除了被丈夫领到妓院一次，再没怎么惹她生气，上了私塾，也知道用功，每天夜里，娘儿俩守着一盏油灯，儿子背书、写字，母亲就在一旁纳鞋底儿，绱鞋邦，时不时地往油灯里添油，心里盼望着丈夫死后，儿子将会重兴家业。

    显然，这种盼望是有根据的，因为儿子在脱掉孝衫的第二年，参加童子试时，就中了秀才。发榜的那天，母子俩有些得意忘形，多年以后，儿子才发现，原来母亲也会笑，而且笑起来显得那么甜，那么俊俏。晚上娘儿俩依旧守在油灯旁，母子俩这会儿什么也没干，儿子既不背书，也不写字，母亲也没像往常那样绱鞋，只是在油灯旁那么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直到灯碗里的油耗尽了，四更天时，母子俩才躺下。透过窗纸照进来的混浊的月光，儿子看见母亲的眼皮不时地眨巴着，而他自己也一直没睡，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还是那么兴奋，一点倦意都没有。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母亲给自己提高了劳作的指标，一天做完一双鞋，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两天做一双。谁也不知道，母亲是在为儿子积攒赶考的盘缠。

    乡试是在后年的春季。秀才中第后，儿子就离开了学馆，在家温习。这样既可为母亲省下一笔束脩钱，又可避免学馆里学弟们每天嗥嗥诵书的打挠，可以静下心来，准备后年春天的乡试。甄永信一直相信，如果不是小鼻子攻城，母亲的愿望是不难实现的。小鼻子士兵是三月初四那天早晨突然包围金宁城的，大炮就架在离东门外不远的山坡上。一向宁静的古城，霎时像热油锅里滴进了水，炸开了锅，往日悠哉悠哉的市民，突然像被狼群合围的山羊，在城市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乱蹿，直到确定城已被围，无法逃走，才惊恐万状地蹿回自己家里，闩上门，等待不可预测的恐怖降临。攻城是从上午八点开始的，先是隆隆的炮弹爆炸声，炮声只持续了一个时辰，跟着就是枪声和稀奇古怪的惨叫声。母亲浑身哆嗦着把同样浑身哆嗦的儿子推进门房的地窖里，把地窖口盖好后，又搬过一口酸菜缸把地窖口压住，地窖里立时一片漆黑，空气也像凝固了，喘不过气儿来。时间过得挺慢，时而昏睡、时而恐惧、时而饥饿，直到儿子觉得，就这么闷在地窖里受罪，还不如在空气透明的阳光下被小鼻子一刀戳死了好受时，地窖门打开了，那已是破城第二天的下午。

    “出来吧。”母亲打开地窖，在上面喊他，浑身已经不哆嗦了。

    “小鼻子走了？”

    “没走，来了。”母亲平静地说，而后就把守城官兵全部战死，小鼻子正在全城戒严的事告诉了儿子。当儿子问母亲为什么不一块儿进地窖时，母亲仍那么平静地说：“你还年轻，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其实那年母亲还不到四十岁，看上去，确实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一周后，甄永信重新来到街上时，城头已经飘着白底红心的日本旗，小鼻子士兵在城门口站岗，街上显眼的地方，都贴着占领军的告示，上面说从即日起，金宁城已归大日本帝国关东州管辖，改光绪年号为大政年号。街上的行人都小口喘气，猫步走路，眼中流露着受惊小鸟的神情，三三两两地围观告示，低声嘀咕几句，就分开了，显然他们对谁当皇帝、当谁的子民并不感兴趣。

    又过了几天，小鼻子就在城里办起了公立学校，免费招收适龄儿童入学，公学堂的教师都是日本人，用鸭子叫声一样的话给学生讲课，教授的全是和私塾不一样的知识。公学的兴办，意味着科举考试的终结，彻底摧毁了甄永信的光辉前程，这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对大清国是那么的热爱，心里就开始诅咒万恶的小鼻子，祈祷它早点灭亡。

    祈祷很快就应验了。冬天里，老毛子来。这是一批和小鼻子完全不同的士兵，面皮白皙，高鼻梁，深眼窝，眼珠子灰黄，像羊眼，浑身却长满了猪毛。他们是俄国士兵，取代日本人来到这里。让甄永信高兴的是，日本人围城前得到消息就逃走的大清国副督统衙门里的官员们，也跟着老毛子回来了，又驻进衙门里发号施令了。这就证明大清国的科举考试又要恢复了。

    实际上，科举并没有恢复。因为不长一段时间后的一天下午，老毛子士兵突然包围了督统衙门，解除了卫兵的武装，抓走了副督统大人，俄国人成了这里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