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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河车站里一个不正常的乘客

    十一月，不逢年，也不逢节，罗河站不似春运期间那般水泄不通，却也不冷清。

    天上没有太阳，但也没有要下雨的意思，天色处于半敞亮半阴暗之间。

    我站在诺大的罗河站广场中央，一时间不知该往哪儿走。

    作为深安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罗河站东是长途汽车客运站，正南毗邻罗河口岸，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由香港经罗河口岸进入深安，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有黑压压的人群像一团黑烟从海关关口涌出来，继而在广场上徐徐散开。北向是羊深高铁站和通往全国各地的长途火车站，地下更有二十四小时的士，和可直达新安机场的地铁一号线。广场上人来人往，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身高体态、不同神情样貌的人骆驿不绝。有人进站，有人出站，也有人只是在闲逛。广场上空嘤嘤嗡嗡，除却周遭的车水马龙声、有接站问候的、有送行道别的、有高谈阔论言政事的，有说三道四侃八卦的，也有轻言细语说情话的，让人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最磨耳朵的当数那拉杆箱的轮子摩擦地面的轱辘声。不计其数的拉杆箱横行直走，高档的名牌箱、低廉的杂牌箱、皮革的、帆布的、塑料的，还有混合材质的，花花绿绿，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而我手上拖着的这个尤其特别。

    六年，我在深安这座混凝土堆积而成的冰冷国际大都市里一无所获，来的时候一口银灰的塑料拉杆箱，离开的时候还是这口拉杆箱，唯一不同的是原本四个崭新的橡胶轮子如今只剩下毛渣渣的三个了，掉了的那个被扔进了新安机场三号门左侧的垃圾箱里了。

    非客运高峰期，车站对进站厅时间没要求，只要是当天的有效票，什么时间都让进。可我进站验票时，那个四方脸，下巴上留了一小撮山羊须的验票员还是向我展开了一张狐疑的脸，手举着我的票，以警察审罪犯的口吻问我：“刘清秋，是吧？”

    “是！”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叫刘清秋，出生在二十六年前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家人都叫我十五。我们老刘家世代烧陶，父辈们起的名字也都跟陶瓷有关：族谱里我的祖爷爷叫刘大窑；爷爷叫刘大盘；而我父亲叫刘大碗；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叫刘二碗；姑姑叫刘小碗，我是家族里唯一的例外。据说父母老来得女，把我看得跟宝贝似的，父亲为了给我起个好听的名字，把压箱底的一套上品青花瓷送给了为我起名的小学老师。我闲来无事想了想，若真要循了老刘家的传统，我的名字可能会叫刘小杯，或者刘小勺，其实也不错。

    “你这下午四点三十五分的票，现在还不到九点，来这么早干嘛？”

    “没事儿做。”我条件反射地拉扯了一下嘴角。从小到大，我对此类不想回应却不得不回应的场面训练有素，近几年来已愈登佳境，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我是真的在笑，抑或只是皮笑肉不笑地扬一下嘴角。不过，我说的事实，我确实没事儿做，虽然已经过了六年之久，不论是对深安这座城市，还是对这城里的人，我都依然跟来时一样陌生。

    小山羊须显然不相信我的话，正常人怎么会在车站的硬板凳上傻坐七八个钟头呢？他的一双小眼眯成了两道几不可见的细逢，把我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又盯着传送带上我那个只有三个轮子的廉价拉杆箱看了一会儿，心里大概在想我该不会是欠人钱财，被人追债追得没处藏身，才买了张车票躲到站里头来了吧？毕竟这种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他踮起脚尖向不远处的队尾望了几眼，确定后面没人追来，这才勉强给我放了行。我这些年其他的本事没学会，脸皮倒是练得越来越厚了，无论安检人员以什么样的眼神看我，我都泰然自若，没半点不自在。

    也许时间尚早，二楼候车大厅里只零零散散地坐着不到一百来人，有温馨排排坐的一家大小，有成群结队一起返乡的伙伴；有卿卿我我的小情侣，也有像我这样形单影只，百无聊赖的，我选了个无人的角落坐下。

    小山羊须想的不算全错，正常人确实不会在车站里傻坐一天，可我在许多人眼里都算不上正常人：在我的家乡陶镇，我是一个算命先生口中“头戴铁帽子，脚套铁镣子”而来的刽子手，百年不遇的煞星，那个瞎了眼的算命先生断言我不出六岁，父母双亡。而不幸的是，我的父母真的都在我六岁前走了。虽然我自己觉得很冤枉，我是个“老来女”，父母生下我的时候已经年近七旬，就算没有我，以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也都是差不多要走的人，但街坊邻居不这么认为，他们深信瞎子的鬼话，个个都把我当成扫把星，身边的人出了什么事也都赖在我头上。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日子还得过不是？——笑着过。笑得过火了，他们又说我疯疯癫癫的，弄得我困惑不已，不知到底是该笑好还是不笑好。

    幸好，我有三个哥哥，他们仨是在我父母生下我之前收养的。大哥叫大龙，个性木纳，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着急的时候还结巴；二哥叫二虎，性子急躁，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三哥据说是在陶镇的九洞桥底下出生的，取名叫三桥，三哥聪明，学习好，对谁都谦和有礼，以前东大街上的街坊，没一个不喜欢他的。父母过世后，三个哥哥把我捧在手心里养大，可他们对我也跟一般哥哥们不大一样，他们总是让着我，顺着我，只要是我想做的事，他们从没说一个“不”字。

    周末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小区楼下的石凳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小区保安换了一任又一任，每一任看我的眼神都是怪怪的，有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小保安见了我就缩，那神情生怕我把他给生吞活剥了；就在二个半月前，我还一个人坐在美国旧金山39号码头上，不吃不喝，听一堆海狮拉长脖子自我陶醉地唱了整整十个小时，一直到第二天，我的耳边还萦绕着海狮咿咿哦哦地怪叫声。

    有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想，我可能真的不大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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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爱情

    距离上火车还有七个多小时，我从背包里抽出一本漫画来打发时间。全文字的书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传记，对于我来说都跟洗衣机说明书没什么区别，看得我头疼。

    以前三哥老说我不爱看书，我还理直气壮地反驳：“谁说我不爱看书了？”

    三哥问我：“你爱看什么书？”

    我说：“漫画书！字少，不烧脑！”

    三哥笑得直不起腰，取笑我不学无术。我便即刻搬出我的杀手锏：“三哥，谁都可以笑我，唯独你不行！我脑子这么笨，那都是因为谁呀？”

    每每一提这事儿，三哥就会主动投降，说：“好好好，都是我的错，是我把你本来绝顶聪明的脑袋瓜子烧笨了！”

    据大哥回忆，那是我刚出生的那个冬天里的某一天。那天天很冷，父亲带着十一岁的大哥和八岁的二哥去河对岸九山上的窑洞里烧瓷器去了，母亲要去后院石阶下的九河边洗衣服，就把我放在一个垫了棉絮的竹篓子里，让五岁的三哥坐在白炭炉旁照看我，三哥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交代的任务他一点儿都不敷衍，寸步不离地守在我旁边，一边还用小柴棍引了火星子在我眼前晃，把我逗得咯咯笑。三哥看我喜欢火，便跟我玩起了游戏，一会儿把小棍子插进炭火里，一会儿又插进我的棉絮篓子里，来来回回数次，很快，小竹篓里星光闪闪。如果母亲在听到我第一声啼哭的时候就赶回去，至少还能保住裹着我的那条碎花尿褥，可出生时哭声最为嘹亮的我引以为傲，无论什么时候不顺意了都要嚎几嗓子，是以那一天，母亲铁了心要让我嚎个够，等到发觉我的声音不似寻常，飞跑回屋里时，我稀疏的头发已经快被烧光了。我由此认定我那次肯定被烧坏了脑子，所以对很多事情都很迟钝，学习能力就更不用提了，单单一个2字，我学了近一年，不是写成了5就是画成了S，反正怎么扭都扭不出个样儿来，为了那个2字，大哥没少唉声叹气。想想从1到10的阿拉伯数字中，我最不喜欢的应该就是2了。而那个2也不喜欢我，在我过往的人生里，那个2不止一次地给我使过绊子，似乎每有不顺，都是有2的日子。

    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安的那天是七月二十二日，日期里包含两个2，也许，那冥冥之中已经预示了我终有一天会离开。

    深安是一座正经八百的移民城市。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但我有百分百的信心敢说深安绝对是世界上最包容的城市之一：无论你是谁，打哪儿来，来了你就别把自己当外人，因为大家都是外人，根据“负负得正”的数学原理，“外外得内”，所有的外人聚在一起就成了自己人，结论就是只要人在深安，你就是深安人。

    以前有个女孩儿到公司面试，老板问她为什么要来深安，她的回答是：为了爱情。老板深受感动，即刻就把她录取了。至于我为什么来深安，其实就是快毕业的时候，十几家公司去学校面试，很多同学同时被几家公司录取，纠结到底该选哪一家好，而我完全没有那样的苦恼，因为看上我的就只有深安这一家公司，所以，我就来了。不过，虽然我不是为爱情而来，却也是为了爱情留下的，为了躲避爱情，躲避一份从来都不属于我的，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的爱情。

    上初三那会儿，老师让大家写一篇关于理想的作文，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理想，一直到暑假，三哥从医科大学放假回家，我才想到，我的理想就是嫁给三哥。结果证明，这个理想既荒唐又可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认清了一个事实，“理想”这个词本来就是“想”的成分居多，付诸实践的少，多半是想想就算了！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在饭堂负责清扫的阿婆，年龄大概六十五岁上下，去澡堂子洗澡，她总会毫不顾忌地在公共区域把身上的衣裳除得一干二净，露出一身皱巴巴的皮，两只干瘪的乳｜房像泄了气的气球垂到了肚｜脐眼，每次清洗的时候她都要掀起那两片气球才能擦拭干净被遮挡住的左右季肋区，若有人的目光扫上她，她会很自豪地挺挺胸说：“你们别看它们现在垂头丧气的，年轻的时候可耀武扬威着呢！我一个能抵一般人两三个。”同学们都觉得不大好意思，不敢直视。我的好朋友晓旭看了庆幸自己是平｜胸，我拉开自己的领子往下瞅了瞅，想着以我的尺寸，白发苍苍的时候断不会垂到肚｜脐眼去，可也绝对会是两块不小的葱油饼。但不管怎样，理想就像女人的｜乳｜房，年轻的时候大多丰｜满，经过岁月的刷洗和现实的蹂｜躏，最终都会萎缩成肉干。

    还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认定自己长大后是一定会嫁给三哥的，这想法就如一个信念，根植在我心里，从来都没变过。从小到大，我自信的东西不多，唯此一件，我坚信不疑。直到那一天，他怀里搂着另一个女孩出现在我面前。那个画面让我心痛了很多年，但时间总是最好的良药，过了这么久，我似乎已经释怀，接受了他心里没有我的事实，从头到尾，都只不过是我一厢情愿，在三哥眼里，我只是个妹妹。

    一晃眼，我已经在深安待了六年。六年可以发生很多改变：结婚、生子、升职甚至创业，但这些都跟我没关系。若硬要扯上点干系的话，那就是我爱的人结婚了，不仅有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听说他也升职了，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并非全无变化：我辞职了。

    我曾经也想过要在深安长住，特别是二哥给我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后，让我有了点归宿感，但也只有那一点，没有其他了。

    今天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又是一个有2的日子，是一个离开深安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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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杆箱惹的祸

    我看了看腕表，已经快十二点了。我本来带了一个面包做午餐，但早上经过车站附近一座天桥的时候，我把它送给桥下的一个乞丐了，虽然，后来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想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现金，可我也不好意思再拿回来了。其实，我大部分的时候都很吝啬，因为我曾经的生活还不如乞丐——乞丐还能讨到东西，可我连乞讨的地方都没有。我会那么做只是看到那个乞丐的腿是瘸的，不知为什么，他让我想到了父亲。

    我从没见过父亲。

    父亲死于一场意外，没人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连唯一在场的二哥也不太清楚。那日，二哥正在九山上的窑洞里把素烧好的胚一个个从层板上撤下来，忽然听到父亲急切地唤他：“二虎！二虎你在哪儿？”

    二哥吊出个脑瓜子儿，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在这儿呢！啥事儿？”

    “快跑！窑要塌了！”父亲着急地喊道。

    二哥一听，扔了素胚，撒腿就往外跑，出了洞口他才意识到父亲还在里面。父亲是天生的长短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陶镇的街坊们当面叫他刘大碗，背地里都唤他刘大瘸子，他走路尚且不利索，更何况跑，二哥转身又要回窑洞里帮父亲，父亲见状，忙扬手大喊：“别进来！快退远些，快呀！”父亲拖着瘸腿，啪哒啪哒，像只企鹅似的左摇右摆，步子迈得夸张又滑稽。二哥犹豫了一下，突然，轰隆一声，窑塌了。一切只在刹那间，画面最终定格在父亲倾斜如胡地弯弓射大雕的身影上。瞬息间，眼前只余一堆砖土，和砰然升起的袅袅尘烟。

    时近清明，母亲摘了艾蒿要做青团，大哥在家担水，架锅，帮忙一些力气活儿。九山上人本来就不多，正午时分，就算有也都回去吃饷午饭了，二哥喊破了喉咙也没人答应，他一边哭，一边喊，一边徒手刨土。等人发现的时候，二哥已然成了头发了疯的小老虎，眼中泛着红光，两只爪子鲜血淋漓，他浑然不觉，只是像土拨鼠似地使命地刨呀刨，众人劝他不听，拉他不住，到最后，四个大汉合力才把他按住。

    父亲走了，那时我才半岁，瞎子预言我“不出六岁，双亲必亡”的判词已经兑现了一半。陶镇人都叹息，可怜的刘大碗还没听到闺女唤他一声爹呢！哪怕是口齿不清，嘚嘚哒哒的一声都没有。

    两个七八岁大的双胞胎男孩在候车室里你追我赶，嬉戏玩闹，也不知他们的父母是谁，由着他们满场跑，连续两个钟都没停一下，绝对是跑马拉松的好苗子。

    临近发车时间，候车室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突然，啪地一声，其中一个孩子绊倒了我的三脚拉杆箱，连人带箱扑倒在地，哇哇大哭起来。我忙扔下手中的漫画书，把他扶起来，说道：“小朋友没事儿吧？小心点儿……”

    一个尖细的女高音直刺后背：“谁不小心啦？自己的破箱子挡道上，还怨别人不小心？”说着在禁止吐痰的告示牌前呸了一口，回头一把拉过那孩子，宛如川剧变脸般，眨眼就从一张尖酸刻薄的泼妇脸换成了一张舐犊情深的慈母脸，语调三百六十度急转，“儿子，快让妈妈看看，有没有伤着？哪儿疼？”

    我把目光投向自己的拉杆箱，除去少了一个轮子，其他地方也没破呀？怎么就成破箱子了？我本来想为我那个无辜的箱子辩护两句，顺便解释一下自己不是那个意思，想了想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有些人，讲不清；有些事，道不明。好在那孩子还算诚实，摇了摇头，只说自己想吃糖。

    “好！妈妈有你们最爱吃的小熊糖，走！”女高音一手牵一个孩子，走过我的拉杆箱时，很不屑地在上面踢了一脚。

    我站起身，正准备要为我的拉杆箱发声，一旁的老大爷先开口了：“我说这位女士，人家姑娘好心扶了你的孩子，你不感谢人家就算了，怎么还踢人家的东西呢？”

    女高音陡地止步，转过身，眼珠子一鼓，张口又回到了刚才的高八度：“我踢它怎么啦？要不是她的破箱子，我儿子能摔着吗？”我心道不好，这事儿怕是没法善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