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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正本溯原秉史实  拾遗纠误话三国

    一部《三国》

    万点经纶

    天下兴亡

    你盛我衰

    伴随着割据势力的你争我夺

    滴落那黎民百姓的欢乐悲哀。

    两番《演义》

    万般色彩

    人间轶闻

    千奇百怪

    伴随着帝王将相的尔虞我诈

    滴落那黎民百姓的欢乐悲哀。

    中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堪称中国章回小说之鼻祖。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和民间传说，以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直至曹操、刘备、孙权为帝王的魏蜀吴三国相互征战为题材编著的《三国演义》，描绘了诸多以少胜多、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战争场面；叙述了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之生动曲折、错综复杂、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塑造出众多性格鲜明、特点突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对后世影响致深、致远、致广。一些说书卖唱者把其编成鼓书唱词，说唱于茶坊酒肆集市之间；一些戏剧艺人把其精彩片段编成戏剧，给人物施以脸谱搬上戏台；直至现代一些影视创作者把其编成电视连续剧，由明星扮演重要人物推上了屏幕；更有甚者，一些搞笑艺人字斟句酌，精心研究，反复推敲，硬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无孔不入地查遗漏、找失误、扣缝子，编演出诸多《戏说三国》相声、小品段子，令人捧腹之余，细品起来不但有趣也确有道理，例如，查遍全书找不到的人物姓氏，却从“既生瑜，何生亮”推断出周瑜乃姬氏所生，诸葛亮乃何氏所生，从“无事生非”推断出张飞的母亲姓吴，等等；更多的则是一些民间无名之士，或者挖空心思，或者归结提炼，日积月累，使精彩故事、典型人物形成一些成语、俗语、歇后语，丰富了语言，彰显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能力，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刘备的江山越哭越稳”，“刘备摔儿——收买人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

    当然，后世对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乃至陈寿的《三国志》多有诟病者，指责最多的则是“正统”说。晋初陈寿修《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的。缪钺在为《三国志》所写《前言》中说：“所谓‘正统’之说，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说明当时政权的合理性，其是非标准，以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是否有利为权衡。西晋承魏，北魏承周，建都于中原，所以当时史家皆以魏为正统；……这种是非的争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并无多大意义的。”元末明初罗贯中编《三国演义》则以汉刘为正统。聂绀弩在为《三国演义》所写《前言》中说：“《三国演义》是有观点立场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都是很明确的。那么，它的观点立场是什么呢？是天下者汉家之天下也。汉家即使不行，皇帝也该由姓刘的做，别姓人不能问鼎！万一汉家被别姓所篡，而别有姓刘的起来，则姓刘的是正统，别姓只是篡窃……”

    作者的立场，无须争议，不论是史书《三国志》，还是小说《三国演义》，都是站在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他们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无不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颂扬忠臣、良将、贤达、义士，则是树典型立榜样，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鞭挞昏庸、奸佞、蠢才、歹徒，则是恨铁不成钢，替统治阶级清理门户；诬骂不堪忍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起义军为“盗贼”，则是口诛笔伐，帮统治阶级置之死地而后快。作者的这一立场，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地位、身份等因素分不开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局限性”，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

    鉴于这种立场，加上不论是农民起义和统治阶级镇压所发生的曲折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还是统治阶级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乃至割据势力为争夺地盘扩张势力范围所发生的战争，只有胜败，没有对错，即“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观点，《三国演义》诬张角等起义军为“盗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说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似有不妥。并不是说作者为塑造出一个反面人物形象，故意贬低张角的智商，而是在张角生活的年代，就是把“卖官鬻爵”腐败政治排除在外，实行的是“举孝廉”，就是在此后的魏晋时期，也是按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直至四百年以后的隋朝，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制度，用考试的办法，以才选人，先设秀才、明经两科，后又增加了进士科。没有科举，哪来的秀才，更无“第”与“不第”之说。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张角塑造成一个高大的正面人物，如果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作为他号召农民起义的歌谣，也是不妥的。

    后世文史评论者依《晋书陈寿传》所载，对《志》《演义》中对历史人物褒贬颇有争议。如，有人说，陈寿因“索米未遂”不为其立传；陈寿父为马谡参军，谡失街亭为诸葛亮所诛，牵连寿父受髡刑。加上诸葛瞻轻视陈寿，陈寿为诸葛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说“瞻惟工书，名过其实”，似有贬义。但是，更多学者则审情度理，提出异议，为陈寿辩诬，逐渐明确，《晋书.陈寿传》所讥两事，不足为信。

    其实，陈寿在《三国志》中“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其称颂盖不遗余力”。陈寿将诸葛亮的著作“删除复重，随类相从”，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并作一表奏于朝廷。对诸葛亮做出了公允的评价，即称赞其“逸群之才，英霸之气”，同时也指出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诸葛亮“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尽管如此，《晋书*陈寿传》还是将诸葛亮髡刑寿父之事抖露出来，引发后世文史学家、评论家诸多争议。

    好在生活在其后一千多年的罗贯中，不论与诸葛亮还是与陈寿既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也没有什么纠纷瓜葛，站在中间为其解系。罗贯中《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更是推崇备至，赞赏有加。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接下来是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星坛祭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巧摆八阵图、慧眼识反骨、智取成都城、阵前骂王朗、空城退司马，死后还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化身，神灵的形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写历史小说不同于修志书，搞史学研究，就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利用夸张甚至虚构等手法丰富人物形象无可厚非。聂绀弩为《三国演义》所写《前言》在引用宋朝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后说除小乔外“《三国演义》把‘羽扇纶巾’等等每一句说周瑜的话，都拿给诸葛亮了，先把诸葛亮打扮一番。……《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手法还有很多，……几乎一切坏事都是好事。”

    诸葛亮用错了人，失了街亭。可是他敢于承认错误，挥泪斩马谡，又进行了自罚。然后巧施空城计，骗退司马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胜败乃兵家常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失街亭、斩马谡、空城计浓墨重彩地叙述、描写，不但着意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掩饰诸葛亮用人失察的错误，而且对诸葛亮严明军纪，敢于律己，巧计退敌大加颂扬，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从另一方面丰富了诸葛亮的形象，为管理者树立了榜样。

    诸葛亮是人不是神，否则怎能会不“料事如神”地看出在他挥泪斩马谡时却累及到马谡的参军，也就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父亲，不但施以髡刑，还将其贬家为民，生出一个“聪慧敏识，属文富艳”的大才子，写出一部紧承《史记》、《汉书》之后的史学名著。更使诸葛亮始料不及的是，当年髡刑陈寿父亲，竟然成了《晋书.陈寿传》在肯定《三国志》价值的同时，指责陈寿修志态度“有失公平”的口实。罗贯中不但包庇诸葛亮的致命错误，还把他的错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加以赞扬，成了后人借以自诩或者赞扬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者的成语。

    没有不下雨的天，没有不犯错的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是有人说死人也会犯错误的吗？人死了，埋个大坟头，与后代子孙争占耕地。不过，死人的这个错误是活着的人逼着犯的，非死人之过也。况且后人还可以利用平坟或其它方法纠正这一错误。而诸葛亮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掩盖下所犯的错误，甚至是致命的错误。则是由主观原因造成，并且是不可挽回的。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按照“隆中对”的规划，协助刘备创立蜀汉，致使天下成为魏蜀吴三分之势。刘备死后，诸葛亮本应整修内政，修养生息，强国富民，等待时机，以图统一。然而，为了有生之年实现刘备的托孤遗愿，他不顾连年征战百姓苦，将士厌战斗志衰的现实，在没有任何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上违天时，下遭民怨，连呈《出师表》，数次出祁山，穷兵黩武，结果是兵败北山，命丧五丈原。由于诸葛亮的这个可悲可叹的致命错误，在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致使蜀国灭亡，刘禅被俘，造就了“乐不思蜀”的千年笑柄，可以说是亲手葬送了刘皇叔呕心沥血艰辛开创的蜀汉政权，恭手送给了司马氏梦寐以求天下归一的丰功伟绩。可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下会打洞”之说并非真理，否则，刘备之子刘禅定会纠集自汉高祖刘邦创建汉朝以后所封王侯之子孙的刘家宗亲刨坟鞭尸，向诸葛亮讨要说法，然后以刘家号召天下，恢复汉室，传承“正统”。

    另外，后世评论者也指出一些《三国演义》甚至《三国志》对那个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遗漏的现象，如张仲景与华佗同时都是杰出名医，只见华佗，不见张仲景；马钧是当时“天下之名匠”，却未提及；还有一些历史上著名的文学艺术名家，如建安时期的文学成就等。论起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乃至对后世人民生活的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厮杀疆场，夺城掠地的帝王将相。也有人对《三国演义》中一些故事情节不合情理，衔接错乱，个别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不符现代章法提出异议。近百年的历史，那么多重大事件，那么多生旦净末丑角，红黑白花粉脸人物，七十多万字的鸿篇巨著，做到句句合情在理，字字准确无误，实在是强人所难。

    尽管《三国演义》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存在有宣扬唯心史观、天命论以及忠君等封建思想糟粕，但却影响不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其文学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是否认不了的。《史歌》评价说：

    杰出作家罗贯中，生活元末明初间。根据史载和传说，《三国演义》小说编。

    东汉末年三国时，军阀混战民不安。作者以此为题材，展现斗争诸场面。

    相互征战魏蜀吴，曹操刘备和孙权。智慧化身诸葛亮，层出不穷英雄现。

    生动战例寡敌众，以弱胜强把敌歼。曲折生动故事情，人物栩栩如眼前。

    错综复杂多斗争，社会动荡战频繁。人民遭受动荡苦，封建统治暴贪婪。

    唯心史观天命论，忠君思想同时宣。

    《三国演义》之所以对后世影响深远，能够广泛流传，除了文学价值外，就是把古涩难懂的文言文变成了雅普共赏的通俗文学。聂绀弩为《三国演义》所写《前言》中首先肯定并把它归结为第一功绩，当然，民间语言的说唱，口头语言的传播，更进一步把书面语言变为通俗的口头语言，对于近代乃至现代文学语言更加大众化、群众化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很大推动作用。

    一部优秀小说对民众的影响往往会超出作者本身存在的价值，少数研究者再加上众多的文学爱好者，知道罗贯中的还是远远不及知道《三国》的，诸葛亮、关羽、张飞，乃至刘备、曹操等等典型形象，深深刻印在人们脑海之中。说起《三国》，不能说出几个人物，可能就被视为少文化，没知识，就连不识字的文盲，还知道拜“关爷”呢。

    在你说《三国》，他讲《三国》；你唱《三国》，他演《三国》；你评《三国》，他论《三国》的“《三国》热潮”中，缺少了“我”。“我”也不甘仅当旁观者，思来想去，便扭转立场，变换角度，步罗氏后尘，在其身后拾点贝壳，再去史库取些宝物，东拼西凑，镌刻雕凿，并用民众语言把其并串连接，编成《实话三国》，或许能够挖出一些新人新事，涌现新典型；撕去一些伪装者的面纱，露出本来真面目；改扮一些人的面具，使其旧貌变新颜……于是“我”便扬长避短，沿途拾遗，见缝插笔，堵漏补阙，扭偏纠误，弃伪存真，去假求实，采撷精华，剔除糟粕，按照章回小说“话说”、“分解”的套路，一回一回地透视出更加接近史实，更加贴近那个时代生活的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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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翁传授三卷书  张角创建太平道

    话说罗公开篇明义，把自周至三国归纳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结尾处又把三国归晋归结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并把致乱之由推究于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把天下一统之基归功于晋帝司马炎。其实，致乱之因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秀战败王莽，于公元二十五年建立政权，迁都洛阳，为汉光武帝，史称东汉，又称后汉。又经十一年平叛戡乱，于公元三十六年恢复统一后，树立“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治国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十年连下九次诏命解放奴婢，释放囚犯。对于拘留奴婢不释放者，按“掠卖人口”严厉治罪。光武帝时，减少郡级地方行政单位十个、县级地方行政单位四百个，中央也裁减了许多机构和官员。在地方官吏中出现了像洛阳县令董宣那样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硬脖子县令，使“光武中兴”统治时期呈现出经济好转，社会安定之局面。引《史歌》为证：

    “天地之性人为贵”，减少苛政免民怨。

    废除繁琐酷刑法，促使社会逐渐安。

    十年连下九次诏，解放奴婢释囚犯。

    拘留奴婢不释放，“掠卖人口”治罪严。

    炙灼奴婢法治罪，杀害奴婢罪不减。

    湖阳公主刘秀姐，杀人奴才藏府间。

    董宣洛阳一县令，抓获处死执法严。

    公主哭诉光武帝，命宣叩头缓局面。

    董宣不肯把头低，不畏权贵腰不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