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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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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万森

    近年盛行小说家和诗人写随笔，文坛对此说法不一：褒之者称为盛况空前，功莫大焉：贬之者讥为舍本逐末，甚而视之为不务正业。是耶非耶，莫衷一是。其实，众说纷纭往往更客观，倒是强求一律、一概而论反而让我们尝过许多苦头。像“随笔热”这种文学新景观之中，由于作者各异、心态不同而会轩轾有别，良莠不齐，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必忙于简单化地做结论，还是从作品实际出发，多做些披沙拣金的工作为好。就此而言，刘玉堂的随笔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审视和值得研读的文本。

    我是由读小说认识刘玉堂的。他的小说自有一种写法，农民式的幽默语境中氤氲着蒙山沂水特有的文化氛围。这样一位弄惯了小说的人，最近竟有滋有味地写起随笔来。他曾有言：“随笔还是应随意而言之有物，实在而不矫情，平淡而有味道。”可见他是在用心为之。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对一种新形式的尝试，更为深层的是文化态度的转换——从钓鱼台人向城市乡村人的过渡。作者自称已成为“城里的乡下人”。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戏谑和自我揶揄。

    刘玉堂搁下他的钓鱼台故事转向了城市见闻。依然是乡村文化人那种带着些许土气的谈吐，勾勒的却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烟、酒、茶，日常起居，文人的事也不过“书皮儿”之类，或是写自序的一点体会，聚会时的小小感慨，大都是具体而微小的事体。用聊天的方式写身边琐事，其间又不乏调侃，颇似时下流行的那种无聊文字。倒不是说这种几乎是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文章有什么微言大义的神通，但毕竟与那些胡侃和闲扯不同。好文章无论篇幅长短，总是人生的体悟，是从生活中打熬出来的。刘玉堂的随笔就充盈着关注生活生发出来的睿智。“烟”早已是被说得很俗的话题。可是请你读读《烟这个东西》，就会觉得有新意。在这里，烟似乎变成了文化向导，带领你通过时间隧道做时代的漫游，引导你重新检视关于烟的种种体验。《说劝酒》不仅道出“中国是个大酒场”的感慨，而且特意揭示“越是穷地方越能劝酒”的怪现象，从而呼唤文明的酒文化。作家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美，在普通物事中创造出文化意味来。因为拥有这种文化品位，这些短文才耐人咀嚼，幽默调侃而又能脱俗，略带土气的形式却能给人以优雅的审美愉悦。

    这些随笔犹如社会心理的魔方，在交叉运转中把时代大潮冲击下的种种心态呈现出来。作家对社会心理的观察和透析往往是独特的。《说尴尬》和《说潇洒》所选择的恰恰是当今社会心理的聚焦，又是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通话题。这种话题的选择本身是有意义的，也是让写文章的人颇费踌躇的，因为越是人们大谈特谈的问题，越是难以写出自己独到的东西。刘玉堂洞察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尴尬心态，并进行立体观照，但却不是故作高深地指手画脚，而是以心灵对话的方式劝人躲避尴尬。乍看上去，这简直太消极、太没劲了。殊不知这正是一种切实的文化态度。尴尬不是个别现象，在它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它既无处不在，又一时难以排除。那么面对现实中的尴尬，躲避其实是对历史进程和人生历程的一种深切理解，《说潇洒》同上面的话题相得益彰。社会上的“潇洒热”当然反映着开放改革的时代条件下人们的合理要求，同时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许正因为还无法潇洒，所以才热衷于谈论潇洒。毛病出在“盲目的潇洒”上：只重结果而不重过程。就结果而言，说到底，“没有永远潇洒的人，也没有专门潇洒的人”。到底是写小说的人，对人物心灵的拥抱转移到随笔中，就成为对社会复杂心态的关注和娴熟的剖析，在谈笑从容中揭示种种困惑的微妙之处。社会心理的微妙绝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是非标准来评判的。作者自是个中人，他往往运用历史文化扫描的方法来透视各种社会心理，而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随笔最忌矫情，它的色彩来自真诚。好文章倾注着作者的爱心，字里行间蓬勃着真性情。《说朋友》中对“心中的朋友”的怀念和对真挚的爱和友情的呼唤多么感人：“心里永远有些可爱的朋友多好啊，他们终生与你同行”！

    钓鱼台人进城了。文化态度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作者在向钓鱼台告别，而是告诉人们，钓鱼台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汇，可能拓展出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

    作为文学的探索者，刘玉堂在小说和随笔这两条道路上跋涉。随笔自由、活脱而又率真，更适于开阔视野和胸襟，进行文化态度的调整。对于一位娴于新乡土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随笔的涉猎必定会大大增强审美创造的造血功能，犹如新添了一双眼睛看世界，再生出一副触角探求人生。显然，小说和随笔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艺术途径。但是，刘玉堂的创作脚步并非在这两者之间平行挪移，而是双向渗透，交互推进。刘玉堂借助他的小说所特有的反拙成巧的话语智慧，由乡土情韵转向都市文化的现代气息，在随笔中进行观念的嬗递和文化态度的转移，而他的随笔在城乡文化交汇的各个层面上对于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建构的参悟，也必将衍化为他小说创作的新的血液和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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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过年

    在一般中国人眼里，再没有别的什么节日比过年更让人重视、神往和兴奋的了。相形之下，其他的节日都平平。你比方那个圣诞节和元旦吧，就让人觉得是洋节日，咱们过不过的问题不大。至于“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什么的呢，又觉得是公家的节日，自己马马虎虎也可以。中国人看重的还是传统节日，而传统中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呢，内容又太单一，且瞬息即过，从规模、时间、气氛及物质和精神的准备上都赶不上春节伟大。春节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领导干部，不管你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也不管你是穷还是富，你都须认认真真地准备，欢欢喜喜地去过。我们的报纸电台也几乎每年都要发文章让我们欢欢喜喜过个年或干干净净过个年不是？从没让我们窝窝囊囊或马马虎虎过个年。当然这点自觉性我们还是有的喽，不号召我们也会这样做。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关于过年的故事，而所有关于过年的记忆都是美好的，特别是少年时候。我少年时候家里当然就很穷，越穷就越盼年。过了腊月廿三，你总觉得过得格外慢似的，老也盼不到。这时候庄里自然会有一些年前特有的声音：时而响那么一两下的鞭炮声，猪被杀时的嗷嗷叫声，还有宣传队排节目时的锣鼓声。我们追逐着声音在奔跑。我们听见有汽车路过的声音还要往村外跑，去看那些刚刚下车的本村在外边儿工作的人。他们当然都是回来过年的，且一般都很潇洒，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夸你长得这么高了，尔后掏出两块儿糖给你。有一年的这个时候，我的一个本家的三叔携未婚妻回来了。他披着棉大衣，他未婚妻穿着棉猴儿。我那是第一次见棉猴儿这种东西，看上去特别漂亮。我三叔还守着好多孩子拔出一支钢笔给我呢！就让我激动得了不得，并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带一个穿棉猴儿的未婚妻回来，还要在未婚妻面前拔一支钢笔给别人。那劲头儿真是要多潇洒有多潇洒……

    当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始才体味到这便是过年的序曲了。过年重要的是过气氛。你不可以忽略过程而只重视结果。这气氛就在那时而响起的鞭炮声、猪叫声和锣鼓声里，就在你这儿那儿地奔跑里。

    年前的办年是多么累！我们打扫卫生购置年货，买回了生的还要将它们做成熟的或半成品。若是买了猪头或猪蹄儿，上边的毛往往没拔干净还须重新拔。我们忙忙碌碌、紧紧张张，甚至疲惫不堪，心烦意乱，跟老婆吵上那么一两架……这就是只重视了结果而忽略了过程，没把办年当作过年的序曲，整个过年的欢乐也就少了许多。因此上，我劝朋友们办年的时候悠着点儿，别累着。

    春节的高潮在年夜。可你一个人过过年夜吗？我是说你独自远离家乡又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那时候，远处的鞭炮响着，近处的大楼只有你一个人的窗口亮着，屋子里还没电视什么的可看，也没有录音机可听，你困兽犹斗似的转来转去，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我可是知道那个厉害了。我在部队的时候就一个人过过一次。我那天值班来着。当十二点临近，远处近处四面八方骤然响起猛烈的鞭炮声，整个大地也仿佛给震颤了的时候，咱就掉了眼泪呢！这时候突然闯进个人来，女的！一个漂亮得要命也傲慢得要命，先前从没跟我说过话的女同志。她一进来就哭喊着“我受不了受不了啊——”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了。咱竟然也嘟哝着“我也是我也是啊——”将她拥住了。那一会儿谁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合适，当然谁也没有非分之想。待春节过后重新上班的时候，我们又变得谁也不认识谁似的，见了面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是证明。我要说的是那种气氛。它祥和、温馨、文明，坏人也不想干坏事儿。这种气氛差不多可以持续到上班的时候。

    大年初一就是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一天了。在那一天里，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得到完美的体现。哪怕互相之间平时关系一般化，甚至有点矛盾不说话，一拜年一走动就会握手言欢或者使矛盾有所缓解。那一天，小偷儿也该罢偷了吧？坏家伙也不好意思动坏心眼儿了吧？我经常在想，如果人与人之间永远像大年初一似的该多好啊！

    我到城市过了五个春节了，但想不起有什么特别值得一写的地方，跟所有人过得差不多都雷同。记忆深的还是少年时的年，清贫时的年，农村里的年。农村里的年更像年。也许再过些年方觉得城里的年、现在的年有特色？那就等那时再说了。

    有关过年的话题是侃不完的，年年都有新印象，年年都有新话题。今年我跟朋友们强调的只是：过年主要过气氛，愿人间天天似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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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的故事

    序言这个东西，我先前一直觉得挺神秘，以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写的，那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有一次我家乡有个写报告文学的人自己搞了书号要出书，跑来让我给他写序，我受宠若惊却吓得没敢写。我觉得我还没到写序的份儿上，没资格。

    我喜欢看名人写的序，特别是他们的自序。自序一般都不讲理论问题，不花里胡哨儿，也不自吹自擂，有什么就说什么。有的就干脆只说出书的过程，一版是怎么个事儿，二版是怎么个事儿，顶多说说写这本书时的背景，再加上感谢一番为出书出了力的人。你比方钱钟书为《围城》写的好几个序，就基本上是这样。他为1980年10月版第二次印刷只写了两行字：“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致谢。”就这么简单。孙犁为他的文集写的序也很实在。他说：“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不知所云……”实在是有力量的表现，越实在就越有学问，越实在就越可怕。

    我出过几本书，因不认识名人，就没找他们写序。也没敢自己写。前年我将我的六十来篇小小说集起来，想出本书。估计到这书出来不会有什么反响，就斗胆自己写了个序。全文如下：

    这一本小书里，集了我从学习创作至今所写的大部分小小说，由此可以看出我学习创作笨拙而蹒跚的足迹。

    先前我有一种误解：以为事物都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的，创作应该也不例外。基于这种见解，我学习写小说就首先从学写小小说开始。我写《特别约会》、写《摩托在冰海上奔驰》，写一些很特别很离奇的小故事。写着写着不对了，殊不知有好多事情越小越难办，比方小轿车较之大卡车，手表较之大座钟，项链较之大铁索等等。小小说的那点意思与其他长度小说的意思是同样难寻的呀！你还须格外精耕细作，力求精练、精小、精致。所以我从不把小小说看成是小儿科，而看成是手表项链之类的很贵重的东西。

    由小到大的写当然是一种锻炼，但不是规律。因为确实有许多人一出手就写长篇并且成功了的。有人说短篇写不好才写长篇，也有人短篇写得很好长篇写得也不错，完全是个人的修养和习惯。

    我比较喜欢报纸的文艺副刊。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及这个集子里面一半以上的东西都是发在那上面的。报纸副刊上的小说与其他出版物上的小说有什么不同吗？我认为是有的。副刊上的东西好像直露一点不怎么要紧，也不一定非深刻得不得了。你不能让看报纸的人琢磨好几天还琢磨不出你写的是什么，因为第二天又有报纸要看。当然还要贴近生活。我搞了二十年的新闻工作，与报纸打交道多一些，有感情；加之我又是个不会深刻的人，也不能故作深刻，所以我很愿意向报纸的副刊投稿。

    这个集子里的小东西都是以长度为标准选的。有千把字的，也有两三千字的。两三千字的小说也有叫精短小说的，为着取其相对短小，就把它们放一块了。当然也便于送人或自己收藏。于中长篇创作的间隙写上一点小东西，也是一种调剂。

    我前面说过小小说的那点意思与其他长度小说的意思同样难寻，因此其中有几篇我后来又扩写成短篇甚至中篇了，有的则干脆就是由短篇浓缩而成的，特此说明。

    我还愿意继续写一些小小说，届时当学得不再直露，力求深刻一点。

    是为序。

    这就是我第一次写的那个序了，处女序。你瞧！这是不是还有点像序？特别是后边那个“是为序”，让你觉得不承认不行是吧？如同小说的处女作一样，我当然就很珍惜它，很仔细地搁抽屉里放着，偶尔还翻出来看上那么一遍。可这玩意儿放了一年多了，却始终没有发表的机会。原因是这个小小说集压根儿就没出。这样一个处女序老放在抽屉里也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借此机会就这么间接地发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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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并招领

    前些时候收到一张1993年元旦的《羊城晚报》，该报《花地》副刊上登着一篇题为《王照日的〈斗鸡图〉》的短小说，署着刘玉堂的名字。如果羊城晚报不把报纸寄给我，我自然会以为那是个与我同名的作者写的，与我无关。可那报纸寄给了我，就说明那小说是我写的。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没有第二个刘玉堂，只有我一个原装正宗并早已到户籍部门注了册的刘玉堂。问题是我从没写过题为《王照日的〈斗鸡图〉》的短小说，也从没与《羊城晚报》发生过任何联系。这是篇假冒的作品！

    仔细地将“我”的作品浏览了一遍，就发现该作品虽假冒却不怎么伪劣，署任何人的名字都是可以发一下子的。（现附录于后，立此存照。）我就不明白：那人为何要这么做呢？是朋友跟我开玩笑？我问遍了喜欢跟我开玩笑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此事。而且这玩笑已经开过了，也该跟我打个招呼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没人跟我打招呼，这说明不是我所熟悉的朋友所为；是想甭管怎么样只要发出来就行先挣个稿费花花再说？署着真实的我的名字和单位，人家自然会与我联系，他（或她）又得不到；是自己对这稿子能不能发心中无数，觉得署刘玉堂的名字好发一些？刘玉堂的名气又没大到每发必中的程度，我自己的稿子还经常让人家退得一愣愣的呢！署我的名字就不如署正走红的什么作家的名字好使。

    不管是何种情况，也不管是什么动机，这种做法总是不好的呀！正宗的刘玉堂不敢默认冒领，特发此招领启事，望此文的真实作者前来我处说清缘由并领了稿费，我从此与你交个朋友也说不定的。否则就太让人觉得没真事儿了：搞假冒伪劣都到这种地步了吗？

    [备考]

    王照日的《斗鸡图》

    刘玉堂

    王老，王照日，十里八疃的文化人。据王老自己说，他是王羲之的后裔，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接见时的情景，时间地点天气握手姿势谈话气氛当时心情等，王老一一都曾有记载。

    乡文化站长山月总喊王老王交义，嘱我一定要为王老写篇表扬稿，给县广播站送上。

    王老的绝招是画《斗鸡图》。前村后店东邻西舍，无论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往往因能得到王老的一幅《斗鸡图》而光彩许多，斗鸡乃山东话“都吉”的谐音。

    《斗鸡图》如此珍贵，自有其妙处，据乡下人说，只要你站在《斗鸡图》前捂上左眼，便可看到两只公鸡撕杀；若用左眼看，便是两只母鸡搏斗；若用两眼观之，则雌雄难分。据有人说曾有幸见过王老的一幅祖传《斗鸡图》，两鸡上下翻腾，大有跳下画面之势；更有人说用手摸了一下还热乎乎的。

    用王老的话说，要看这幅画的人非县长一级不行。此画已祖传八代，自己的画与此相比，画法也只算得其一二。

    话说一九九一年夏季，中国安徽、江苏等地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乡长亲自到村里动员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一时村里戏台上搭了棚子，安了桌子，其场面如同当年支援前线无异。文化人王老坐在桌子后面，记帐写榜。村民们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文化人一笔一画地写在大红纸上，心窝子里热乎乎的。村支书排头，村委主任第二，更有不识字的经别人指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照葫芦画瓢，在软泥地上学写。

    迎着灿灿的阳光，大红榜贴了出来，但人们很快发现从头到尾没有文化人的名字。一后生问：“王老，你捐啥？”王老清了清嗓子：“我捐啥？回家等着听广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