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文


------------

出版说明

    丁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作家，也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杰出的中国女作家。

    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她一举成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为她赢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的殊荣。

    丁玲的小说人物鲜活，情节跌宕，心理刻画细腻，深深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读者；她的散文笔墨酣畅，激情奔放，富有极强的文学感染力。

    鲁迅、瞿秋白、毛**都曾对丁玲不同时期的作品给予过高度的评价，丁玲本人也被列为二十世纪初期新女性的代表人物。

    为了纪念和研究丁玲，我社延请了丁玲研究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张炯先生担任主编，编辑《丁玲全集》。

    全集收入丁玲60年间创作的小说、诗歌、剧作、散文、杂感、评论、演讲、回忆录、书信、日记等作品，约430万字，分12卷。

    第一、第二卷为长篇小说，第三卷为短篇小说，第四卷为短篇小说、诗歌、剧作，第五、第六卷为散文、随笔，第七、第八卷为散文、杂感，第九卷为序跋、评论，第十卷为回忆录，第十一卷为家信、日记，第十二卷为书信、年表。

    全集中相当数量的书信和日记都是经过四处搜寻，首次公开出版。与八十年代出版的《丁玲文集》相比，全集在作品的辑录上更加完善，对作品的注释更加详尽，所下功夫实不一般。

    在编排上，全集遵循体裁和编年相结合的原则，先按体裁分卷，再依编年排序，两者兼顾，经纬分明，既凸现出丁玲文学作品的风格，又力图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份珍贵的文学资料。

    为了保留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保持丁玲作品的完整性，我们将所能找到的原作尽收全集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作者的某些文章留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也由于丁玲曾经特殊的经历和地位，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评论，有较明显的偏颇之处。

    对这些内容，我们全部原样保留。这并非表示我们赞同她的观点，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文学资料的原始风貌。

    对涉及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若干明显不妥之处，则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

    在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几位编委和丁玲亲属的积极支持。在几年的时间里，编委们对原稿广泛搜求，精心校注，惟恐出现疏漏与讹误，其严谨的学术作风令人敬佩。

    丁玲的丈夫陈明先生已年逾八旬，身患重病，但为了使全集顺利出版，他顾全大局，不计名利，从书稿授权到资料提供都极为爽快，并对全集的某些内容，做了一丝不苟的校订，其长者风范尤其可嘉。

    作为当年工作在丁玲女士身边且热心关注全集出版的王增如、李向东同志，也挤出时间，为全集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
------------

序

    张炯

    一

    丁玲是我国二十世纪杰出的革命女作家，也是世界知名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作为中国人民的好女儿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她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临澧县。她从小便受到富于新思想的母亲及其女友向警予等的影响，萌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后到桃源、长沙等地中学读书，接受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熏陶。1922年到上海求学，认识了李达、瞿秋白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其后又到北京，认识了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胡也频。1927年她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处女作《梦珂》，紧接着又以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文坛，从此成为著名的作家。1931年，她的丈夫、共产党员作家胡也频被捕，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这促使年轻的丁玲坚定地走向革命。在严酷的白色恐怖面前，她勇敢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和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当时她为广泛团结知名作家，培养青年作者，发展革命文艺，反击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鲁迅旗帜下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3年5月14日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在南京城内和郊区，三年间阅尽了魍魉世界。其间，国内外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柳亚子和巴比塞、瓦扬·吉久里、罗曼·罗兰等曾发起抗议并开展营救活动。敌人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他们做事，都被她拒绝。1936年她终于通过曹靖华、鲁迅与党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出敌人监视的樊笼，辗转到达陕北保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当时毛**曾赠她一首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足见革命营垒对这位女作家的重视。按照她自己的愿望，她被派到前线红军部队去担任团政治部副主任。此后她就成为人民革命根据地的文艺界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她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和中国文联**团委员、党组副书记、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副**兼党组书记。然而，1955年和1957年她却先后被打成所谓文艺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年又遭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在共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她不但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而且受到“*****”的冲击，被囚禁过，还被转移到山西长治的农村去。1979年她的错案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改正，才回到了北京。虽然，那时她已达七十五岁高龄，却仍以积极的姿态和充沛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学工作，不但发表了许多新作，而且创办了大型文学期刊《中国》，整理出版了自己的大批著作。1986年，过度的辛劳终于夺走了她的生命，终年八十二岁。

    丁玲的逝世无疑是我国文坛的重大损失。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北大荒人民特地制作一面红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红旗上大书四个大字：“丁玲不死”。这可以说是集中地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她的崇高评价和深切怀念！

    现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丁玲全集》十二卷，展现了这位作家光辉一生的文学创作的实绩，使广大读者有可能通过阅读全集来了解她的创作全貌，以利于更好地继承她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应该说，这不仅是对我国革命文学事业建设的一个贡献，而且也是对这位杰出作家和卓越文化战士的最好的纪念。

    二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和卓越的文化战士，丁玲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阶段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丁玲登上文坛之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新的思潮冲击神州大地，新文学经过“文学革命”的提倡和“革命文学”的论争，从“为革命”的文学到“唯美的”文学等各种浪潮都在涌动和推进。但大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农遭到大批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作为爱好文学并同情革命的青年女性，丁玲的内心充满了苦闷，她投身于文学，开头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视角去抒发自己苦闷的情思。于《梦珂》中她发出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抗议；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喊出女性对于男性极度失望的内心绝叫。显然，作为女作家，当时她对女性的生活境遇怀有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与不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反封建的个性解放意识高涨的年代里，女性解放思潮的崛起并在文学中寻求自己的表现，是很自然的。茅盾曾把莎菲看作“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在创作的初期把关注点放在妇女问题和妇女生活的体验上，与那个时代的历史潮流和她本身的思想状态是相关的。她那时虽然接触过革命者，但自己还不是个革命者。她仍然停留在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里，而当时的革命低潮，使她一时还看不见历史的光明前景。她在1928年前后所写的一系列描写女性生活遭遇和命运的作品，包括《在暑假中》、《阿毛姑娘》、《岁暮》、《小火轮上》、《自杀日记》和《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等所刻画的形形**的女性形象，从落寞无聊的女教师、失落爱情的城乡少女到沉沦于屈辱而不知屈辱的妓女，笔墨间既满含对社会黑暗的愤懑，又透出无可奈何的绝望的色调。这时期她最出色的作品无疑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它以一种异常坦白而真挚的细腻笔触，描画出一个少女无法从异性获得情感和思想寄托的失望心理，这既在题材上是一种大胆的拓展，也在文学对性心理描写的真实无忌方面超越于前人。

    《韦护》是丁玲思想发展和创作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部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悲剧为素材的中篇小说，不仅是最初一批表现革命和恋爱相矛盾的作品，而且是表现恋爱应该服从革命的作品。它的主题的积极性正标志着丁玲从自己思想苦闷的低谷走出，向革命靠拢和决心投身革命。而小说那异常真实细腻的笔触，更把这幕动人的爱情悲喜剧描写得淋漓尽致。小说主人公丽嘉从失去爱人的悲痛中挺身而起，准备投入革命的浪潮，与原型王剑虹悒悒以终不同，这正说明作家本人思想的跃进。事实上从1929—1930年，丁玲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世界观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很快都加入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左联执行委员和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三十年代伊始，丁玲的创作可谓面貌一新，她先是推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在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她不但毅然接受主编《北斗》的工作，加入了共产党，还陆续推出《在一个晚上》、《从夜晚到天亮》、《我的自白》、《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田家冲》、《一天》、《给我所爱的》、《多事之秋》等一系列的小说和诗文。丁玲不但是“革命加恋爱”的时代性题材的开拓者之一，而且是最初描写工农并为此而亲身去体验工农生活的作家之一。为她带来巨大声誉的以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的小说《水》以及《田家冲》、《法网》、《消息》、《某夜》等作品，标志丁玲的笔触从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转向了工农劳动人民。尽管这种描写还欠深刻，毕竟她和当时的左翼作家一起，在鲁迅当年《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所开拓的道路上又迈出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即正面描写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反抗与斗争。就丁玲个人来说，更标志她的视野从女性的**悲欢和不满的个人性题材转向了表现广阔的社会苦难和阶级矛盾；也可以说作为女作家，她从最初性别鲜明的写作转向了无性别写作。1932年底到1933年5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期间，她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革命作家。鲁迅曾经这样评价左翼文学运动：“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的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还预言：“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包括左翼文学运动，当然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但它确实代表着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中国文艺和文学的未来。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而，丁玲为左翼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人们自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评价。

    国民党反动派对丁玲的绑架并没有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和信心。在南京与敌人三年的周旋中，她始终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或抛头露面，也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被拘禁的后期，国民党特务机关表面上让她租屋居住，但住房仍在国民党特务的住宅中，形式上有了些自由，实际暗中还被监视。这当然使丁玲感到痛苦，她曾在《意外集》所收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和《团聚》等作品中描写了这段生活及其心情。这个集子还附录有她写于被捕前的《莎菲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杨妈的日记》。关于南京这段生活经历的回忆，后来她曾详细写在出版于八十年代的《魍魉世界》一书中。

    使丁玲的声名再次鹊起，是在她到达陕北以后。从1936—1945年，她大部分时间生活于革命圣地延安，虽然其间多次到过抗日前线，包括率领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前线。1942年她有幸亲身参加毛**召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那篇后来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著名讲话。从此，她坚定地沿着这篇讲话指引的文艺道路前进。在这十年间，丁玲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创作了大批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速写和报告文学。这确实都是如毛**所号召的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学。例如，初当红军时所写的《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东村事件》、《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挺进山西时所写的《冀村之夜》、《河西途中》、《临汾》、《孩子们》、《马辉》、《西安杂谈》、《压碎的心》、《重逢》、《河内一郎》；在延安后方所写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入伍》、《十八个》、《二十把板斧》、《在医院中》和《田保霖》、《三日杂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以及《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等。在这些作品里，她为读者展现了自己所耳闻目睹的红军将领和战士，前线的干部和受尽苦难与屈辱却勇于反抗、不怕牺牲的人民，还描写了后方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劳动模范，还有反战的日本士兵。她的这些作品，虽然大都写得匆匆，来不及精雕细琢，却皆满怀战斗的激情，充盈着对笔下人物的同情和热爱，洋溢着凛然的大气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对于当时广大的中国读者，它们不但是来自前线、来自新世界的宝贵信息，而且是鼓舞他们信心和勇气的飘扬自北方的猎猎战旗。

    在陕北，丁玲先后担任过中国文艺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任委员等领导工作，主编过《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她通过自己的工作，跟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不仅把左翼文艺运动的努力继续往前推进，而且在毛**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为中国人民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石。

    而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丁玲创作的又一转折，使她有可能开拓新的题材，把握新的样式，攀登新的高峰。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丁玲随军到了张家口。本来要到关外，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交通一时中断，她便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到了河北怀来、涿鹿一带，最后在温泉村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这是中国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地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是使地主阶级被推翻，而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却翻身做主人的伟大变革。它深深激动着丁玲的灵魂，促使她产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这就是1948年她完成并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过去只写过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那其实是纪实性的作品。因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当时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背景中展开了北方农村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图画，广泛地描写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的许多不同的人物，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他们性格各异的形象。至今人们读到这部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仿佛这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这部小说锻炼了丁玲驾御宏大题材的能力，并为她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同样描写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苏联**颁发的斯大林文艺奖金。

    新中国成立时，丁玲正当年富力强，在创作上她本应有更出色的成就，但她大量的时间都被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所占。她不仅担任党的文艺领导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还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为国家培养青年创作人才。今天在新中国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一些作家，如邓友梅、玛拉沁夫等都在这个文学讲习所学习过，亲自听过丁玲讲课，并得到她的辅导。她还主编过《人民文学》和《文艺报》。虽然如此，她还写了《欧行散记》和《粮秣主任》等作品，并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写出了部分成稿，发表了其中的八章。然而，不幸竟悄然来到她的头上。1955年，她被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批判。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她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了党籍。从1958—1979年，长达二十一年的漫长岁月，她都在北大荒以及长治的农村度过，其间还曾被“***”一度关押到监狱里。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新的历史时期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灿烂前景，也为丁玲的晚年开拓了文学创作的再度辉煌。

    1979年丁玲获得平反，回到北京。她立即又充满当年的热情投入文学事业中去。她除了创办大型刊物《中国》，出国到西欧、北美访问，短短数年中，她写出了《杜晚香》、《“牛棚”小品》、《访美散记》和缅怀瞿秋白、鲁迅、宋庆龄、贺龙、史沫特莱、茅盾、柯仲平、冯雪峰、胡也频等人的系列散文，写出了《魍魉世界》这样的回忆性作品，还重新写出原稿丢失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二十四章。此外，她还写了不少评论和理论文章，阐明自己复出后的文艺主张，对后进的青年作家勉励有加。也在这短短数年中，她还出版了《丁玲散文集》、《丁玲近作》、《风雪人间》、《魍魉世界》、《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我的生平和创作》等作品集和理论批评集。她仿佛不死之鸟——火中再生的凤凰，在我国文坛销声匿迹多年之后，又焕然发出耀目的光彩，翩翩翱翔，令世人为之瞩目。连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也授予她名誉院士。她的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新时期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得最好、成绩也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丁玲不但以自己辛勤的创作为文坛添光增彩，而且在改革开放、各种文学思潮的冲撞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

    三

    丁玲从投身革命起，始终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

    1979年7月1日，她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的党员会。

    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为了今天，我度过了艰难险阻；为了今天，我熬尽了血泪辛愁。我常常在早晨充满希望，昂首前进，但到了晚上，我又失望了。何时能见到亲娘呵！哪年‘七一’，周围的同志们都兴高采烈，拥挤着去开会，庆祝党的诞辰。每当这时，我就独自徘徊在陋巷树阴，回想那过去战斗的幸福岁月，把泪洒在长空，滴入黑土。在那动乱的日子里，我是饱受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的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

    二十一年过去了，我看见一代代人的降生，一代代人跨进党的行列，可是山高路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党里来呵！？

    二十一年，我被撵出了党，我离开了母亲，我成了一个孤儿！但，我不是孤儿，四处有党的声音，党的光辉，我可以听到，看到，体会到。我就这样点点滴滴默默地吮吸着党的奶汁，我仍然受到党的哺养，党的教导，我更亲近了党，我没有殒没，我还在生长。二十一年了，我失去了政治地位，但我更亲近了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给我以温暖，以他们的纯朴、勤劳、无私来启发我，使我相信人类，使我更爱人民，使我全心全意，以能为他们服务为幸福。今天，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满喜悦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我饱含战斗的激情，回到党的行列，‘党呵！母亲，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