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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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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作者：郭沫若出版社：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12-01ISBN：978-7-5456-0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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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　中国近现代史的壮观画卷

    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曾经说过：“在庞大的郭沫若的作品中，最优秀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马上决断是困难的，但最能发挥他的特点的，除了诗之外，历史剧和自传大概是不会有很多异议的。”的确，除了在新诗和历史剧领域有所建树外，郭沫若的自传创作卷帙浩繁，也自成特色。

    郭沫若的传记作品，总计有《少年时代》《学生时代》《革命春秋》《洪波曲》四卷，洋洋百万余字。

    它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壮观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画卷，也记述了传主郭沫若独特的个体发展历程。

    借用他自评《水平线下》的话来说，传记

    “具体地指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本卷《洪波曲》收《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苏联纪行》《南京印象》等。

    《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大体上是记1938年一年间的事，包括上海南京沦陷、保卫大武汉、长沙大火、汪精卫叛国等。

    《苏联纪行》是1945年6月至8月的访苏日记。《南京印象》记下了1946年上海****代表在下关车站被国特殴打的情景。

    郭沫若（1892—1978），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

    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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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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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解放前一年一九四八年寓居**时，夏衍同志在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茶亭》。

    在他的鼓舞和督促之下，我把在国民党管制区的抗日战争的一段回忆写出，逐日在报上发表了。

    所写的是上海、南京失守后，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放弃了大武汉的那一阶段。

    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至重庆，我在**的寓居生活要结束了。

    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的前夕，我要离开**，进入解放区了。

    因此，我的回忆录便自然告一段落。《人民文学》愿意把这一阶段的抗战回忆录重新发表，我现在把旧稿整理了一遍，定名为《洪波曲》，让它再和读者见面。

    这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回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不够全面的反映。

    经过一遍重新整理，觉得把这一阶段的回忆写出了还是有好处。当时如果不写，在经过十年后的今天，大部分的记忆会完全消失了。

    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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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迁

    一、脱离孤岛

    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各报都改变了论调，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了。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模样。上海是瘫痪了。

    文化工作者留在这样的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作用，大家都在考虑着并计划着怎样脱离这个孤岛。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工作。后者有采取了集体行动的，如像戏剧界的朋友们便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分别向后方出发；也有采取个别的行动。我就是后一种人之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上海的，这个日期在我可记得很清楚：因为它和我从日本逃回到上海时的日期巧合，那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七月二十七。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个月。

    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经到过南洋的广东人，北伐时在总政治部做过工作，可是他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那时有过这样一种打算，想到南洋去，向侨胞募集一些款项来办报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位同路人。

    离开上海是清早，坐的是一只法国邮船。这船是靠在公和祥码头的，不能够直接到达，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划子由黄浦滩边分批送去。

    邮船靠的地方和当时日寇的主力舰有名的“出云号”毗邻。当载着我们一批的小划子到达邮船的时候，出云舰附近飞起了一只水上敌机，飞到邮船的头上来，故意地十分低飞，绕船三匝而去。这样耀武扬威的恶作剧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着表示愤怒。

    上了船，船上的管事们要求乘客们躲进舱里。据说，要出了吴淞口之后才能安全。

    其实这只邮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几枚**的，而它却没有投。出了吴淞口后我才知道，船上满载着国民党的所谓党政要人，差不多全部的所谓上海闻人，都在这只船上。我们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廖夫人和邹韬奋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这只船上。

    二、遥望宋皇台

    到了**之后，我住在六国饭店。一个人在三楼临海的一间房间里住定了，情绪相当寂寞。

    南京**的抗战态度，住在上海的四个月是已经领略够了的。在军事上虽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却只时而做些姿态，丝毫也没有改变作风的诚意。尤其对于民众动员工作，他们是死不放松的。你要说他们不动员吧，“抗敌后援委员会”的组织到处成立了，但无非是借故敛钱，包而不办，占着茅坑不拉屎而已。

    自己虽然有决心，想到南洋去募款，但也没有把握。南洋不曾去过，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成功了，仅仅靠着文笔的宣传，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前途的渺茫，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怅。假如是到了北方去，那情绪又会是完全两样的。我很失悔，为什么没有和周扬同志一道去延安？

    这些情绪为那阴郁的天气成了内应，夹攻着我。我站在骑楼上望着烟雾迷蒙着的海，烟雾迷蒙着九龙对岸的远山，不知不觉地成了两首旧诗。

    十载一来复，两番此地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其一）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