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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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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岩自述

    我出生那天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红旗，这过节般的景象我小时候每个生日都能看到。

    因为我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日而生，我印象中的童年充满了优越感和革命式的快意。

    我的少年时期则是在

    “**”中渡过，父母被造反者隔离，我从十岁开始辍学并独自生活，起居自由但心灵压抑，而且不敢上街怕被人打，直到十五岁那年走后门当了兵才翻身变成革命大熔炉中的一员。

    我退役后当过工人、警察和机关干部，总的还算顺利，就是没想到我这个十五岁前就经常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

    “知识分子”，在

    “**”后却因为连初中文凭都没有而险被机关清退。为这事我至今苦笑，觉得自己这辈子总是生不逢时。

    该长牙发育时偏逢自然灾害，跟不上营养；该上学读书时又遇*****，没受到教育；该工作提拔时又刮学历风……好在我在每个单位碰到的每个领导每个同事都很关照我，给我工作的机会。

    有一次还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去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刚好手边又缺人，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十五年整。

    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

    后来写小说则更是一时兴起，起因是看了几本在书摊上买的烂书发现烂得连我自己写写也不会比它更烂。

    想我虽无学历但有几分阅历，比如

    “四·五”运动，被派到天安门当便衣那一段可写一本《便衣警察》；唐山大地震当天即赴唐山救灾可体会一次《死于青春》；帮电影乐团找意大利小提琴那次忙可演绎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些年混迹商界，心变冷了反倒更有《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那样的感慨。

    凡此种种，试着写来，赚些稿费贴补家用。我记得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不知怎么搞的聘我做兼职教授的发证仪式上，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遗憾的是什么，我当时答的是没上过大学。

    现在想想答错了，没这个资格，应改为没上完小学才对。我不是炫耀我的无师自通，而是我可能将永远欠缺那种读书的习惯和文人的虚静，因为在我看来，上大学这件事对人的造就，是让你走入一个氛围，是这个经历的本身。

    海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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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陆保良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孩是在鉴宁市公安学校的大礼堂里，保良记不清那是一个什么节日，公安学校请来市杂技团表演节目，保良就坐在侧幕边的一只小板凳上，可以把整个舞台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保良第一次观看现场杂技，整台表演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黑衣少女，那少女面目俊美而又神通广大，不仅翻转腾挪易如反掌，而且手指向哪里，哪里便爆出轰鸣的火花，张开鲜红欲滴的双唇，口中也能喷出熊熊烈焰，让保良看得热血沸腾，触目惊心。

    那一天保良第一次为了一个异性而夜不能寐。那个喷火女孩始终眼含微笑，表情甜美，在他的眼前总也挥之不去，尽管他已描述不清她的容貌，甚至遗忘了她的年纪，但那个女孩却成了他心目中一个最完美的女人。在此之前保良对女人的概念，只是他的母亲和姐姐。

    那一年保良九岁。

    保良母亲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标准的美人。

    母亲不仅美丽，而且，是一个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保良的姐姐比保良年长七岁，保良九岁时姐姐正好年方二八，这是中国传统审美眼光中女人最佳的年龄。姐姐和母亲一样秀美，只是性格刚而不柔，这显然随了父亲。

    在保良看来，母亲和父亲从里到外都是截然相反的。母亲瘦小但健康，父亲体壮但多病；母亲唠叨但凡事能忍，父亲沉默却毫无耐性；母亲表面总要姐姐让着弟弟，其实私下和姐姐最是贴心，父亲明里处处关照女儿，暗里却把一生的希望寄予儿子一身。

    父母的心思保良也许并不明了，他崇拜父亲、依赖母亲，而最亲的却是比他大了七岁还能和他玩到一起的姐姐。姐姐眉眼酷似母亲，个性却随了父亲，保良则像是从街上捡回来的，无论长相还是脾气，既不随父亲，也不像母亲。

    保良依赖母亲只是被动的习惯，而对父亲的崇拜和模仿，则完全出于自觉。他甚至和父亲一样，在十岁那年就跟最要好的同学刘存亮和李臣磕头结拜，自号鉴宁三雄。他对李臣刘存亮说，他老爸和他一样，也是在十岁那年玩了一场桃园结义，也和他一样，在那场结义中排行老三。在父亲少年结义的三人当中，老大中学没毕业就跟着父母出国定居去了，从此没了音讯；老二长大后下海做了生意，至今还跟父亲情同手足，彼此二哥三弟的你呼我唤，两家人也都一直密切如亲。

    从保良记事开始，他就经常跟着父亲到二伯家里串门。二伯姓权，二伯的儿子权虎，也冲保良的父亲叫三叔。两家的邻居都一直以为他们就是亲戚。二伯和权虎也常来他家，权虎一来就拉上保良和姐姐出门去玩儿，二伯就在屋里和父亲喝酒谈事。那一阵二伯总来求保良父亲帮他办事，因为保良的父亲在公安局的刑侦大队里当大队长，关系多，有特权，那些年帮二伯蹚了不少路子。有一次二伯从小收养的干儿子权三枪跟同学打架被派出所抓了，就是父亲去给保出来的。一年以后权三枪又在街上跟流氓打架，又进了公安局不说，还让学校一怒开除，二伯也是来找的父亲，求父亲再把他这个不争气的干儿子捞出来。父亲四处活动，二伯也给被权三枪打伤的受害人家里塞了钱财，原来弄不好要劳动教养的案子，改成了拘留十五天加两千元罚款，权三枪就又从局子里出来了。就是在接权三枪出来的路上，父亲出了车祸，权三枪头上蹭破了一小块皮，父亲却从此成了瘸子。

    那年保良十一岁，他一直视为英雄并全心崇拜的父亲，成了一个瘸子。

    成了瘸子的父亲一下子苍老起来，保良这才明白，人的两条腿就是人的支柱，一旦缺了一截，整个人就会变得七扭八歪。残疾以后的父亲就像一头被风干的壮牛，迅速变得枯瘦萎靡，百病丛生。今天查出高血糖，明天查出高血压，后天心率又出了毛病……有点墙倒众人推的架势。工作也换了，一个瘸子再赖在刑侦大队那样一个冲冲杀杀的队伍中，似乎有点不成样子。不知是不是因为父亲以前在公安学校当过兼职教员，所以上级就把他调到了公安学校。不过父亲过去兼职教的，是自由搏击和擒拿格斗，这种课瘸子肯定是教不了啦，所以学校里就给他虚挂了一个副校长的头衔，再兼了一个行政科长的闲差。和以前刑侦大队的职务相比，据说算是提了半级。

    当警察搞刑侦，是父亲一生的理想志愿，正值事业的巅峰时刻突然掉了下来，对父亲的打击不难想见。虽然还穿着同样的警服，但每天干的，却变成了锅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琐碎。行政科管的不外是绿化、食堂、桌椅板凳，门前三包……原本就少言寡语的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回家后的脾气更加暴躁，要么一天都不开口，一开口不是埋怨母亲就是责骂姐姐或是打保良的屁股，让一家人全都畏之如虎。

    只有姐姐敢跟他顶嘴。

    姐姐毕竟大了，又是女孩，顶了嘴父亲也不会动手打她。

    但父亲总打保良，尤其是保良学习成绩出现波动的时候，或者保良挑食贪玩不肯吃苦的时候，就不光是打屁股了，急了还要打耳光呢。他打保良时母亲和姐姐都是不能劝的，劝了就打得更凶。打完之后，他会把保良单独叫到他的卧室，关上门，然后声泪俱下地冲保良痛哭。保良第一次见到父亲冲他哭时心里万分失落，因为他在父亲哭歪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点英雄的影子，那种他一向无比尊崇和悄悄模仿的气概，已经日积月累地被那份再无激情的工作销蚀吞并，在父亲的举止和表情中，渐渐荡然无存。

    十一岁的保良，忽然怜悯父亲。父亲在他心里，渐渐不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需要同情和可怜的弱者。当父亲每次打完保良又哭着向他倾述自己的人生理想、倾述对保良的一腔希望时，保良正是出于这样的怜悯之心，才向父亲信誓旦旦地保证，从此努力学习，再不贪玩，一定要考上公安学校，甚至考上省里的公安学院，甚至考上北京的公安大学，子承父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中国刑警，完成父亲未竟的人生志愿和家族理想。

    每逢于此，父亲便会备感欣慰，便会追问保良：爸爸打你你恨不恨？保良照例摇头：不恨。父亲就点头，说：你看，爸爸从来不打姐姐，姐姐是女孩子，长大了嫁个男人，生了孩子也是给人家生的。咱们陆家人今后在世为人有没有脸面，全靠你了。小于叔叔昨天还说，老陆你怕什么，你好好把儿子培养出息，将来到刑侦大队工作，一定不比你差。小于叔叔马上要当副局长了，如果我的腿没出事的话，还轮不到他呢。

    从那时开始，保良就正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十一岁就确定人生目标的孩子，至少在保良周围的伙伴当中，还没见过。保良的同学当中，很多人今天发誓要当宇航员，明天发誓要当总经理，都是即兴说说，不往心里扎的。保良的姐姐中学毕业考上鉴宁师范学院之后，说起未来也还两眼茫茫。师范学院是专门培养中学老师的，中学老师姐姐肯定不要当的。不当老师又能干什么呢，姐姐也没有既定的主张。权虎建议她去北京报考戏剧学院或电影学院，说陆保珍你长得这么漂亮干吗浪费这个资源？权虎比姐姐只大两岁，大学上了一半就自动退学，因为对权虎来说，不存在对事业前途的任何担忧，二伯的公司这两年忽然做大，在鉴宁和外省都开了房地产项目，还在鉴宁最好的地段盖了一个超大的酒楼，取名“百万豪庭”，在当时名噪全城。二伯就让权虎做了百万豪庭的执行经理，连过去总是好勇斗狠在街上寻衅滋事的权三枪，也穿起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张张罗罗地替他干爹办起正事来了。

    母亲平时总是感慨：二伯发财全靠他那名字，二伯名叫权力，现在果然因为富有而拥有了权力。二伯因名得势之后，保良家的生活也跟着好了起来。保良的爸爸过去帮了权家那么多忙，何况二伯和他结拜时就发誓有福同享。二伯如今真的有福了，自然不忘报答三弟一家。送来的钱保良父亲要面子坚决不收，小小不然的礼物则源源不断——保良上学背的书包、用的钢笔，保良姐姐穿的大衣、用的手机，都是名牌，连保良他妈削苹果用的小刀，都是从瑞士进口来的。

    二伯的公司如同生面发成了馒头，膨胀之快就像大变魔术。二伯的业务忙了，来保良家串门的次数也自然少了。偶尔来，也是劝保良父亲辞了公安学校这个没人待见的小官，跟着他投奔商海，快意人生。保良父亲是个最要面子的人，保良二伯暴发之后，他反而很少再去登门拜访。二伯劝他辞官下海，他就抱拳一揖，说声谢了，单位里事多走不开呀。二伯就笑笑说：真舍不得这身警服呀？你现在脱了，将来可以让保良穿嘛。咱哥俩说好了，你跟我下海，将来保良要是考上公安大学，学费我这当二伯的全包。咱们哥俩水里岸上都得有人，咱们俩穿西装开大奔，让孩子穿官衣开警车，这年头做生意，还必须这样水陆两栖！

    保良父亲也就笑笑，说：是啊，保良就随我了，就是当警察为国效力的命，不图别的。

    保良过十三岁生日那天，二伯没来，但让权虎和权三枪送来一个生日蛋糕，还有一盒外国进口的巧克力糖。权虎还一并送给姐姐一部新款的诺基亚手机。还要拉保良一家去他们家的百万豪庭大酒楼去办生日晚宴。晚上出门的时候刑警队的小于叔叔来了，父亲便让母亲带保良和姐姐坐了三枪的车子先去，他和小于叔叔留在家里谈点事情。保良出了门又返身回去拿帽子的时候，透过父亲房间半开的门缝，看到父亲正和小于叔叔凑近了小声说话，保良已经很久没在父亲潦倒的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

    也许正是因为父亲脸上这份久违的**，让保良觉出某种异样的神秘，让他在那顿热闹而又排场的生日晚宴上，始终心神不宁。快切蛋糕时父亲才姗姗而至，二伯忙完了另一摊应酬也赶过来了，来了依旧开导父亲：“又是单位有事找你？还是听我话辞职算了，到我这儿干多干少还不随你。”

    父亲老样子，依然拱拱手，但说出来的话却让大家耳目一新：“我这样子去你公司，你不嫌丢人？”

    二伯哈哈一笑：“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你是我三弟，我嫌你什么！再说，你这腿是为了我家三枪才坐下的毛病，我要嫌你还是人吗！”

    父亲没笑，说：“我下了海，你不怕我踩翻了你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