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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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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厉朝通俗演久》序
霍松林
毛**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不 久,即 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两部。”当内战未已、外患方殷、戎马住惚、日理万机之际,犹急于阅读这部巨著,充分说明它能够发挥巨大的历史借鉴作用。时过半个多世纪,改革开放,百废俱兴,人们依然需要阅读它。三秦出版社的朋友们有鉴于此,决定据会文堂原版整理重印,这的确是读书界的大喜事,值得欢迎。
我国历 史 悠 久,历史著作浩如烟海。仅就其中的“正史”而言,清乾隆时所定的“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共3259卷。再加上《新元史》257卷和《清史稿》536卷,共4052卷。这种代代相衔,自成体系,记载我国从上古至清末几千年历史的皇皇巨著,世界罕有其匹,是巨大的精神财富。然而卷峡浩繁,文义精奥,令非专业的广大读者望洋兴叹。因此,民间艺人和文人中的有识之士,早就注意作通俗化、趣味化的工作。《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晚清以来,列强入侵,国势陵夷,爱国志士 们从 各方 面谋求救国之道,“小说救国”、“演义救国”的理论和实践,也层出不穷。1897 年创刊的《演义白话报》连载《通商原委演义》,共24回,专写鸦片战争历史,后来出单行本,题为《婴粟花》。1912年上海书局印行自由生著的《新汉演义》,共40回,写辛亥革命史。
同一年,广益书局刊行雪巷著的《神州光复志演义》,共 120 回,写明亡至民国成立的历史。《太平天国演义》、《洪秀全演义》等也纷纷间世。著名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尧(1866-1910)更“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总序》),可惜他只写了半部《西晋演义》就搁笔了。而真正完成规模宏大的历史小说《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创作的,则是比吴沃尧晚生11年的蔡东藩。
蔡东藩(1877-1 94 5),名 邱,字椿寿,笔名东帆。是一位诗人、教育家、编辑、历史学家、演义作家与医生,浙江萧山县临浦镇戴家桥人。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七岁时以优贡生朝考入选,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因看不惯官场恶习,称病归里。辛亥革命前夕,曾一度去福建,不久即归。民国元年,同乡友人邵伯棠把他介绍给上海会文堂书局的主持人汤涤先,参与书局的编辑工作,修改邵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自己另撰《中等新论说文范》,并开始为会文堂撰写《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上起 秦 始 皇,下至192。年,共写了2166年的历史,包括《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共 11部、1040回,约600万字,均由上海会文堂书局陆续印行。其中的《民国通俗演义》共120回,写至1920年。其后书局请许魔父续写40回,写至1924年。许魔父初为小学教员,后来当报社记者,编过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抗战初期,曾写过一本《镜花新缘》讽刺小说间世。
蔡东藩最先撰写的是《清史通 俗 演 义》,1916年9月问世,最后完成的是《后汉通俗演义》,1926年秋季脱稿。在大约11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1部演义,而每写一部演义,都得搜辑、研读有关的大量史料。前面谈过,光“正史”就有 4052 卷,但光研读“正史”还远远不够。例如他写《元史通俗演义》,除了根据《元史》,还参考了《元秘史》、《蒙鞋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与国外有关蒙古史的译文。由此可见,蔡东藩为了完成这部普及祖国历史知识的通俗演义,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劳动。
蔡东藩写这部历史演义,有明确的宗旨。其宗旨可概括为:普及历史 知识,揭示历史经验、教训,“为通俗教育之助”。
《前汉通俗演义序》云:
所有前汉治乱 之 大 凡 备 载 而 无 遗,而于女祸、外戚之兴衰,尤再三致意,揭示后人。非敢谓有当史学,但以浅近之词,演述故乘,期为通俗教育之助云尔。
《五代史通俗演义序》云:
五代之祸烈炙,而 推 厥 祸 胎,实 始 于唐季之藩镇。病根不除,愈演愈烈,因此有五代史之结果。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裨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 FA 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软!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葬梦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忧乱也钦!
哎两晋通俗演义序分云:
不有内证,即有 外 侮,甚 矣 哉,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夫内政失修,则内证必起;内让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够蚁入,自古皆然,晋特其较著耳。鄙人愧非论史才,但据历代之事实,编为演义,自南北朝以迄民国,不下十数册,大旨在即古证今,惩恶劝善,而于《两晋演义》之着手,则于内让、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让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天下宁有蚌鹤相争而不授渔人以利乎?若夫辫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
《清史通俗演义序》云:
择其关系最大 者 编 为 通 俗 演 义,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
其他几部演义的序,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可以看出:作者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表现得十分突出。而通读《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便可验
证他的这种写作意图,是贯彻始终的。
蔡东落的写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写作 体 例。罗 贯中的《三国演义》在吸取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范哗《后汉书》史料的同时,还吸取了民间艺人几百年“说三分”的艺术积累(如《三国志平话》),并运用了艺术虚构和夸张,对于三国历史来说,“七实三虚”,是一部故事性极强、又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的文学名著。而蔡东藩的写作宗旨使他不能走罗贯中的创作道路。他在《后汉通俗演义序》中说:
若罗氏所著之《三 国 志 演 义》,则 脍 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
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
在《后汉通俗演义》写三国历史的部分,便经常与罗贯中抬 杠。而 他自己在历史取材和语言表述方面的原则,则是:
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稗为一 贯,傅雅俗之相宜。
——《后汉通俗演义序》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
——《唐史通俗演义序》
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几经搜讨,几经 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
——《清史通俗演义序》
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 从浅近,迹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软!
——《南北史通俗演义序》
若夫燕词NP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俗。
——《明史通俗演义序》
他反复强调两点:一、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 史、轶闻者须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二、语言力求浅近、通俗,“易知易解”。这两点,都是从普及历史知识、提供历史借鉴,有助于“通俗教育”的角度考虑的。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 体 例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水浒》有金圣叹的批语,《三国演义》有毛宗岗的批语,而蔡东藩则自批自注。批注有夹批夹注和总批,涉及许多方面:一、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如《明史通俗演义》第 11 回写朱元璋**攻陈友谅舟师而无东北风,铁冠道人说:“真人出世,鬼神效灵。”周颠说:“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夹批云:“此系测算所知,莫视他能呼风唤雨。”二、对于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如《宋史通俗演义》第33回写到朱寿昌弃官寻母时,夹注云:“《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王傅《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三、对于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但语,加以通俗的解释,如《前汉通俗演义》第 82 回写霍光出葬时“用辐辕车载灵枢”,夹注云:“辐掠车为天子丧车,车中有窗,闭则温,开则凉,故名辐辕车。”
四、对所写某些人物或褒或贬,如《明史通俗演义》第3回写马氏多次向朱元璋进谏,夹批云:“好马氏,好贤妇,我愿范金事之。”如《民国通俗演义》第75回总批云:“袁氏一生之目的,莫过于为帝,而袁氏一生之大误,亦莫甚于为帝。小言之,则有背盟之咎;大言之,则有叛国之愈。”五、对自己的构思、布局、笔法、见解等自夸自赞,如《前汉通俗演义》第1回痛斥秦始皇为“绝对专制”,而称“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的“圣帝明王”为“开明专制”,夹评云:“声大而阂。”至于“别具只眼”、“眼光四射”、“插入此段,包含无数笔墨”、“摹写有致”、“用虚写法,比实写大有神采”之类的评语,更多处可见。总之,种种批注,都有助于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是和进行“通俗教育”的写作宗旨一致的。
蔡东藩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 这 部《中 国历朝通俗演义》在许多地方体现了反对专制、反对割据、反对内证、反对外来侵略和爱国、爱民、爱民主的思想。
这部用章回小说体裁写成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不是像《三国演义》那样创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的文学作品,而是史实力求确凿的通俗历史书。当
然,写通俗的历史书,也需要有文学修养。蔡东藩早年有“神童”之誉,才思敏捷,文笔雄健,博览群书,其后又在诗词、散文、楹联等方面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未出版的诗词有《风月吟草》、《写忧草》和《劫后余生》(长篇叙事诗),已出版的著作有《中等新论说文范》、《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续增唐著新尺犊》和《新幼学琼林》等。他的文笔,是经过多方面锻炼的。因此,《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正文、批注、章回题目、咏史诗、下场诗等,都明畅、工稳,其写景攀人,也不乏精采之处。问世以来颇受读者欢迎,并非偶然。
作者历史观的局限性和某些错误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表露于这部巨著之中。例如对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运动横加诬蔑,对妇女的看法充溢着封建气味,在人事休咎、朝代兴亡问题上未能跳出天命论、因果报应论的泥坑等等,虽然与全书的民主性精华和巨大成就相比只处于次要地位,但毕竟是白璧之拈。我们渴望有一部观念先进、文笔优美、足以充分反映历史真实的新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间世,但在尚无此类新著间世的今天,蔡东藩的这部巨著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只要以分析的、批判的态度阅读它,便会在普及历史知识、提供历史借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996年10月中旬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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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有明一代之事实,见诸官史及私乘者,以《明史》、《明通鉴》及《明史纪事本末》为最详。
《明史》、《明通鉴》,官史也;《明史纪事本末》,私乘也。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亦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
况乎稗乘杂出,代有成书,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不追搜览;即搜览矣,凭一时之獭祭,能一一记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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