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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杂七杂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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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的背面－给所有准备移民的朋友

(长篇连载，大坑慎入）

    个多月来，总想写点什么。特别是目睹了澳洲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中国造谣污蔑，而国内的精英们还一厢情愿地大谈西方世界美好的时候。更想把自己三年多来移民生活见闻总结一下。我知道，很多已经出国或正在谋求出国的兄弟们未必愿意看。但留下这些文字，至少能让我自己保持清醒。

    出国前我眼中的澳洲，美丽得如头顶上的满月，神秘，明亮，遥远。

    三年来，我却目睹了月亮的背面，知道其阴冷与黑暗。

    一为什么离开？－－我们是没有窝的飞鸟

    上大学时，最感动的一部电影是《阿甘正传》。看到珍妮拉着阿甘跪在庄稼地里，像上帝祈祷，请求万能的主将自己变成一只飞鸟，飞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背景则是其粗暴的父亲，破旧的木屋，感同身受，落泪不已。

    作为一个七十年代出生于边远地区，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童年时贫困的人，我的命运只有远遁。我不知道多少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但我的高中同学，凡能侥幸通过1：7的录取率考上大学者，三分之二离开了本省。我的大学同学，凡来自县级以下城市者，毕业时全部选择了北京、上海等几个国内有限的大城市。公元2000年夏天，我回故乡赤峰，遇到毕业后回到当地的同学，他已经下岗，正为生计和孩子的幼儿班费用而发愁。不到三十岁的人，看上去却好像已经四十多。同学聚会时，大伙不约而同提起高中时班主任的劝告，“你们能考上大学，一定考外省，考重点，千万不要再回来！”

    “走得越远越好，千万不要回来！”这不是诅咒，而是发自内心的祝福。背负着这个祝福，1991年我考入了南京一所高校，激动莫名。同时，一个文科班校友考入了广州中山大学，其家大摆酒宴。

    走得越远越好，因为留在故乡只有贫困。这背后是一个骇人的数字，内蒙古的一个市，年产值不如江浙一个县。国家对内蒙古的一个市的投入，在九十年代，不够北京修一座西直门桥。北京市下岗职工的生活救济，超过内蒙古小县城的在岗职工收入。

    我离开了，懵懵懂懂，在长辈的祝福中飞走。在南京读完大学，第一次领略到外边世界的繁华。毕业后来到北京，发觉北京比南京更大，生活更安稳。

    外面的世界永远比自己的故乡好，在国内的生活经验让我和许多同龄人坚信此定律。大四时，有人开始考GRE,托福，谋求去更远的地方。

    “我要去美国！这辈子不再回来！”一位新疆来的同学如是说。他父母于六十年代去新疆支援国家建设，父亲死于那场惊世浩劫，母亲是一个国营农场的职员，马上面临内退。

    “不管去哪！”一位比我大了十二岁，在首钢工作的学长为了移民，跑遍了几乎北京所有驻外大使馆，从英国到印度，甚至非洲某个兵祸连绵的小国。

    外边的世界永远是明亮和美丽的，人生的经验和报刊上出国旅游者长篇累牍的描述共同塑造了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没有欺诈，没有弄权舞弊，良好的社会福利，人和人之间永远彬彬有礼......

    一位去澳洲生活了三个星期的朋友回来，从此立志移民，不屈不挠。“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澳大利亚的阳光下！”她信誓旦旦的话，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一位某大的女硕士通过网络交友，如愿嫁给了一名老外。全系哗然，第二天，大半女生都成了该交友网站的成员，趋之若骛。

    以上不是笑话，全是我亲眼或亲耳听到的事实。

    我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飞鸟，只想这奔向远方，对自己留在背后的窝，虽然留恋，却绝不敢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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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的背面 （二）

个人经历，实话实说，如有得罪，多多包涵。

    二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在北京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女友顶住了一切压力从澳大利亚回来跟我结婚。随后，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是她回北京还是我去墨尔本。

    这个问题让我整整考虑的近一年，依旧难以做出抉择。当时我在一家以生产大型换热设备和工业风扇而闻名的跨国企业任售后服务工程师，一年的薪水加上奖金以及差旅补贴税后大约在十万左右。除了国家规定的各项福利之外，单位给每个员工买了建康保险，当我们生病时，医疗费用可报销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每年单位还会安排一次东南亚出境游，个人不需为此支付一分钱。

    当时我的第一部网络小说的版权也以千字九十元的价格卖给了起点，每月可以从该网站拿到稿费五千到六千不等。两份收入加在一起，我每年的入帐已经超过了十五万。按当时的澳币和人民币比值估算，每年税后净收入为两万五千澳币。（注：写这些数据并没有炫耀之意，而是为了在后面的内容中和普通澳洲人的收入做比较）

    两千零四年十二月，我向澳大利亚住上海办事处交了移民申请。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不高兴，他退休后，在通县的一家私人诊所里做医生。之所以来北京，便是因为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感觉。而我去澳洲，则意味着他所做的付出完全白费，我即便在外边发展得再顺利，无法保证每年春节时都和他、母亲、弟弟一起守岁。

    我们父子坐在一起聊了很久，我跟他说，我想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外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从老家到南京，发觉南京比老家生活条件好。我从南京到北京，发现北京比南京更大，更繁华。墨尔本更接近于西方，也许是更繁华，生活更容易……”

    大抵就是这样一些理由，我说服了父亲。当年，我一直没告诉他，我毕业后经历的那些琐事。

    那些经历想起来就像坐过山车，忽然在高在云端，忽然急转而下。官方说法是当时中国经济在某公的大力推动下来了一次成功的软着陆，作为升斗小民，我的感觉却是与大地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而且是鼻子朝下。

    九五年，我大学毕业，到北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报道。报道的第三天，我和其他五十几名新血被一辆通勤车运到了蓟县别山村，为国家电力部的“9511”工程添砖加瓦。

    从八月初到第二年二月中旬，我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半年零十二天。关于“9511”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九五年十一月后，北京将不再拉闸限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最坚苦的时候，我们每天加班十二个小时。

    因为年青，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劳累，我不知道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此每月都有一笔奖金可拿。虽然不多，但我已经可以完全独立，不再给自己的父母增添负担。

    有一天晚上在距离地面八十七米高的锅炉顶，我一手拎着对讲机等待同伴从总控制室发出的指令，一手扶着铁围栏，居然站着就睡着了。猛然，对讲机中传来的信号将我惊醒，低头向下一看，汗流浃背。

    那个先天不足的电厂在九五年底第一次并网发电，比预计工期晚了两个多月。当将他移交给厂方后，所有工程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新来者都大声欢呼。我们庆贺自己终于有机会休息几天，但谁也没想到休息的时间如此之长。

    九六年开始，本来不够用的电能突然供应过剩。于是，国家开始压缩电力建设项目。于是，作为刚刚为不再加班而欢呼的我，忽然发现自己不但不需要加班，而且不需要上班了。于是，每月工资单上再也没奖金这一栏，并且，因为单位正面临一次大的改革，人事部门“没时间”给我们这些新毕业生做工资表，我们依旧拿实习生月薪，每月实收二百五十六块七毛某分。

    九六年在北京，不到三百元的收入用起来肯定是捉襟见肘的。许多同事开始想办法，有的托关系调走，有的主动辞职。我个人则找了份业余时间的家教工作，每周三和周五骑着自行车，从广博学院骑到潘家园，风雨无阻。

    总觉得，艰难时间很容易就熬过去。“难道国家还不发展了不成！”几个技术人员坐在一处，如是给自己打气。好不容易熬到九六年下，我所在部门终于接了些小项目，我们终于可以不再兼职，每月总收入恢复到一千元上下。

    九七年，我所在部门凭借关系拿到一个大项目，全员欢腾。但与此同时，上边传来消息，若干年内不再兴建电厂。

    那一年前后，上边制定一条政策，“抓大放小”，母亲所在单位恰巧属于被放之列，以低于总资产十分之一的价格转卖给个人。随即，所有员工下岗，她的退休金从此没有了着落。

    春节回家，我拍着胸脯向母亲保证，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三千元，足够拿一部分前来给她养老。但我在她眼中看不到笑意。她心疼的不是每月两百多元的退休金，她难过的是，自己前三十年的工作却白做了。她为这个国家工作了三十多年，年青时经常加班加点，当时，国家对她们说是为了“四化”奉献。她奉献过了，但所奉献的一切被扫到了桌子底下。

    那一年，我记得了一句话，“忍受阵痛！”

    那两年，大学学费翻了几番，我庆幸，我已经毕业了。

    那两年，医疗费用增长了数倍，单位不再给非领导阶层的职工报销医疗费用，我庆幸，我年青，身体好。

    数年后，我在西方的杂志上学到了一个名词，叫“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很多西方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执政者会尝试着这样做。但他这样做的后果是，其决策者会被百姓轰下台，一如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霍华德和他所在的党派。

    您知道阵痛有多痛么？您到底希望我们忍受多久？

    为什么忍受阵痛的，不是你们自己？！